美國人對於二戰題材的電影始終處於數量層出不窮角度不斷翻新的巔峰狀態，從早期最富盛名的《珍珠港》，到斯皮爾伯格橫掃奧斯卡的《拯救大兵瑞恩》，再到近幾年的凱拉奈特莉浪漫傷感又發人深省的《贖罪》，幾乎每年都會有全新角度的作品廣受好評。無論情節如何各有千秋，這些影片的主旋律始終沒有脫離開一個本質，那就是從獨立的個體人性來宣傳反戰思想。這一點在史蒂芬戴德利導演的《朗讀者》裡仍然適用，只是，這一次，他選擇了一個更為敏感的忘年戀故事作為依托。

漢娜和麥克邂逅與相識的情節在很多庸俗小說裡彷彿並不算得典型，然而與眾不同的是，這個平常的故事發生在二戰後不平常的德國。全片都在使用主暖色調來講述幾份矛盾錯綜的感情，這種柔和與嚴酷現實的極大衝突無疑首先從感觀上征服了觀眾；其次，懸疑式的推進路線加上撲朔沉重的音樂，使漢娜的文盲之謎直到影片的最後幾分鐘才揭曉，這無疑也是電影蒙太奇的成功元素之一；豐腴高大的凱特溫絲萊特所扮演的納粹戰犯也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不惑之年的她精湛有餘的演技才華：但是，讓我久久不能忘懷的，更加是幾個為歷史動容的細節：

麥克所在的學生律師小組討論上，一個白皙瘦削的男孩義憤填膺地道：“恰好有個受害者寫了本書，這就是為什麼她們6個接受審判而沒有其他人了。可是你知道歐洲有多少集中營嗎？……問題是你怎麼能讓這事發生呢？你發現後為什麼不自殺？”這時候，教室裡陷入了死一般的空曠沉默。真實的漢娜也許並不存在，但是是不是有更多與漢娜相似的“納粹”者至今仍舊接受著法律和道德上的雙重審判呢？有千千萬萬曾經服務於納粹的普通民眾，難道他們注定就要在同樣遭受戰爭的重創後再理所當然地承擔與納粹一視同仁的責任嗎？真正的受害者是猶太民族，而如果戰爭中盲目服從命令的百姓不心甘情願承認罪行，他們就注定萬劫不復嗎？漢娜的入獄，使電影的基調由此進入高潮，觀眾的情緒也隨著情節的展開而起伏不定。

漢娜與麥克分手後的第一次見面，竟然已是時過境遷幾十年之後了，被問及對於罪行的態度時，白髮蒼蒼的漢娜仍舊保持著當年的執著和堅持：“我感覺如何不重要。我怎樣想不重要。死者已逝。”這似乎是對上述質疑的最好回答。無論民族間的矛盾與仇視如何化解能否徹底消弭，死者已逝。戰爭帶來的傷痛是持久而漫長的，我們能夠做到的，只能是遠離戰爭，讓和平的種子在鮮血揮灑過的地方生根，發芽。其餘，無法對民族的未來產生任何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