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謂韓非乃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此說當否？試論析之。  

羅香林將中國的民族靈魂分為三個階段 : 道器并重的植根期、道器充滿的發育期及道器漸離的儒化期。韓非子正處於發育期，此際道器充滿。韓非生當戰國晚期，政治社會秩序更形混亂，前期法家思想已不能完全適應當時之情況；故有韓非子之起；勞思光《中國思想史》有云：

「韓非是法家思想的綜合者與思想體系的完成者。」

誠一語中的。韓非不單對前期法家各派學說有所繼承，而且加以融合，系統化。

        首先，韓非以為治國必須重法，此說承自李悝與商鞅。李悝相魏文侯，重法，造《法典》，開成文法典之先河。商鞅為「重法派」之代表，入秦主事，修明法度。他認為立法要明確，使人民有路可依，不妄圖，而且「信賞必罰」。賞：一定要厚；罰：一定要重。此謂「刑賞二柄」，君主只要握有二柄，便可有效統治國家。

        韓非對李悝有所稱引，見於《內外儲說》中。至於對商鞅之繼承，則更為明顯。他曰：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只要國君有刑有賞，法令嚴而周密，且隨社會改變而變更，則「民安而國治」。

        然而，韓非更指出「徒法而無術」之弊。《定法》篇云：

「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

例如秦國張儀攻魏，范睢攻韓，穰侯攻齊，秦國一無所得，他們卻得私人封地。所以國雖強；然人臣得益，國君無利。再者，商鞅只知爵賞勛功以立威信，而不知「循名責實」之道，不明白上陣殺敵和做官之不同，令官爵之施與其材俱不備，使國家冗員增加。

        可見韓非集各家之大成，不是純粹的繼承，而是加以改變，融合的。

        其次，韓非以為君臣之間無仁愛信義，主張用「術」。此說繼承自申不害。申子助韓昭侯治韓十七年，強調君主要以權謀操縱臣下，暗別忠奸；且「循名責實」，各守其職，官員按其本職辦事，做多做少也要受罰。

        韓非則以為人臣皆有謀奪君主之位之心，君主要隱瞞自己，不表露心意，不對臣下偏寵，做到「察察為明」，辨明忠奸，故《定法》篇有云：

「君無術，則蔽於上」

        同樣地，韓非指出「徒術而無法」之不足。例如申不害不整理晉國之舊法與韓國之新法，給人臣謀私的機會，只採用對自己有利的法例。再者，申子主張「治不踰官，雖知弗言。」但韓非反對，《定法》篇有云：

「人主以一國目視，以一國耳聽。」

若人臣知道也不說，那君主無所假借，對君主不利。

        故此，韓非之論「術」，比申子細密，其主法術相維，參酌運用，又一證其為法家之集大成者。

        此外，韓非又力主「重勢」，此說出自慎到。慎到為「重勢派」代表。慎子曰：

「賢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

人君的賢不肖，根本無甚重要。最重要的，是君主有其勢位，足以駕馭臣下，使人臣不得妄動。

        韓非以為勢就是權力，君主必須把握。《難勢》篇云：

「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

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又曰：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

「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可知韓非對勢極為重視，此因世上賢人太少，不足倚靠，韓非有曰：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

        勞思光《中國思想史》有云：

「勢就是權力，國君如不能把握有絕對的權力，

法不過徒具形式，術亦無所施其技矣。」

此言甚是，而韓非明白此道，力主法術勢並重，實集法家各派之大成。

        尤有甚者，韓非重視經濟發展，此說出自齊相管仲。管仲通貨積財以富國，作內政寄君令以強兵，為法家鼻祖。他重經濟，主張君主推行「耕戰之策」《管仲》。他曾言：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韓非子則以為兵和農是富強之資本，國家需要加以重視，達致「重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凡對國家無利，不合「功用」準則的人，如游食坐祿之士，必須除去；並且要有「器」，故主張改良生產工具方法，增加生產，加強國力　可知韓非之重耕戰，實源自管仲。　

        另外，春秋時代鄭國的子產，內修政治，外抗強國，鑄有《刑書》，含有濃厚的法治思想，尤主張嚴刑峻法。此說對韓非亦有所影響，尤以其「重法」觀為甚，韓非在《顯學》中便對其說有所稱引。

        綜而論之，韓非實集法家各派學說之大成。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有云：

「尊君權，重法治，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的必然趨勢，

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

而從中主導這理論化之過程者，則為韓非莫屬；無怪學者如勞思光，蕭公權均以此說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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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述漢代察舉與唐代科舉之區別，并析論二者之得失。 (1997)

錢穆云:

「漢和唐，是最能代表中國的兩個朝代。」

其表現於選士方法上亦然。現述二者之區別及析論其得失。

漢察舉與唐科舉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選士方法，其主要區別大致如下:

在選士標準方面，漢代察舉重德行，唐代科舉尚才識。漢察舉 「孝子」、「廉吏」，顧名思義，重孝行廉風，品德修養。後郡舉茂才，雖重才幹，但也顧及淳厚，質樸，節儉及謙遜。光武帝所定的「四行」選士準則，亦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為首。

唐代眾科目如明經、進士、明法、開元禮等等，全皆以不同知識學問為選士標準， 以學識高低為依歸，考生須兼備經、史、文學及策論的能力，并具身、言、書、判的條件，明顯重視個人才能多於德行。

然於選士方法上，漢採察舉推薦，唐則用考試。漢察舉孝廉，即由中央或地方官察選孝子廉吏任郎官，州郡長官亦向中央推薦有才幹節義的茂才。被察舉者屬被動性質。

唐科舉則先於京師以不同科目考核士子，後再由吏部察其身、言、書、判、後方入仕。足見其取士方法為考核測試，孝生主動參加考試。

最後，在選士權的性質言，漢混淆不清，唐則清晰獨立。漢由郡太守負責察舉，身兼行政與選舉大權，混淆了行政與選舉權。唐代的選舉，改由禮部負責，州縣官僅須選拔鄉貢士子。且禮部亦僅負責人才選用，官吏考績則歸於吏部，權責分割明晰。

察舉與科舉皆有助臻成漢唐盛世，功不可沒，然自身亦有缺失，現析論二者之得失利弊。

在漢代方面，察舉制的一大優點在於有助鞏固漢室政權，加強統治。嚴耕望云行政權的性質有單軌與雙軌之分 ; 消長則有分權與集權之別。漢初粗定天下，因功臣，外戚及富賈之存在，政權正處於雙軌及分權的狀態。透過察舉，漢室可選拔吏民加入政府，亦可網羅奇才異能及懷才不遇之士。這種「消納」的作用，有助削減特權階級的專橫，鞏固漢室的統治。

其次，選才重德，使風俗純良。「孝子」、「廉吏」重孝行廉風，光武帝更刻意提倡氣節，官吏多由「孝廉」出身，鼓勵了敦品勵行之風氣，故錢穆云:

「兩漢吏治，永為後世稱美。」

誠與漢察舉有密切關係。

最後，可開放政權，調和文化。漢察舉孝廉，後演進到按人口多寡分配察舉名額，由是把參與政治之大門開放給全國各地，不論人口多少，皆得以被選拔，是而政府始終代表全國性。地方政府避用本縣人為長官，則免其陷於地方性。使全國上下互濟，左右相通，增加社會的能動性，促進文化調和，不致偏榮偏枯。

唐代方面，科舉制提供一公平客觀標準選拔人才，使之參與政治。禮部及吏部試，前者考才學，後者考幹練，皆有法可循，打破門第壟斷政權的局面，開闢一道讓平民素衣入仕之途。《唐史》有記:

「科舉者，國家以考試取用人才之謂也。」

錢穆亦云:

「懷牒自舉，公開競選，可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

誠允論也。

另外，科舉挑選細密，使唐一代人才輩出，奠定富強之基。唐中式者均兼備經史、 史、文學及身、言、書、判等條件，才德兼備，道器并重。由進士科出身的名臣有房玄齡、宋璟、裴度等。杜牧曰:

「國朝自房粱公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

助成就唐代之，文治武功。

最後，唐代科舉重詩賦，刺激文藝學術的絢麗發展。唐詩人出身自進士的有王維，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除唐詩外，唐傳奇亦極之發達。又《唐史》有云:

「唐中世以後，文學運動掀起一高潮，亦詩賦取士之效果。 」

唐詩更被王國維譽為 「一代之文」。足見其成功。

錢穆云: 「任何一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要有弊而無利。」誠然察舉及科舉亦自有其流弊及不足。

漢察舉的主要缺失在於選士標準有欠客觀，并不公平。因察舉權在地方長官，有志入仕之徒爭相奉承太守，賄賂公行，舞弊營私，如東漢時，河南尹田欽察舉六人，竟有互人為當朝權貴所指明者。又《後漢書》記:

「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摒賢取愚。」

足見其弊。

又士子為求提高名聲而假意行善，欺世盜名。漢童謠譏之曰: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於泥，高第良將怯於雞。」

王符《潛夫論》更謂:

「群僚舉事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孝子，以貪饕應廉吏。」

足見矯行之嚴重。

最後，察舉制造成仕途充斥及釀成黨錮之禍。漢代一百多個郡，每年至少有二百多名孝廉上舉中央，二、三十年後，孝廉充斥，別的選士方法亦為之阻塞。又漢代崇尚德行，直接促成一股 「清議」力量，在和帝以後與朝廷大夫結成一黨，對抗宦官，引致黨錮之禍，善類一空，國亦隨之。

唐科舉之「公卷」及「通榜」制，後因開放反成流弊。評核考生不因應試答題的優劣，只取名聲之高低。如韓愈因負盛名，凡經他好評的士子多被錄取;裴思得宦官仇士良推薦而得狀元，足顯其法之未盡公允。

另一大唐科舉流弊為士風之頹壞。唐尚詩賦，德行居次，及至傳統門第漸次消融後，出現「士風輕薄」的情況。陳寅恪曰:

「故唐之進士科，與娼妓文學有密切關係。」

又《文獻通考》有載:

「進士者時共貴之，主習褒貶，實在詩賦，故士林鮮國體之論。」

唐科舉亦造成仕途充斥及間接助長黨爭。唐科舉取錄名額有限，投考者無限，造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於是不得不擴大組織，加以安插。錢穆稱之為:

「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

而牛李黨爭，亦因屬明經或進士出身，前保守因循，後者開放進取，雙方互相傾輒達四十年，誤及國家。王夫之謂:

「朋黨爭衝，國是大亂，迄於唐亡而後亡。」

足見其禍害。

括而論之，漢察舉及唐科舉均各有利弊，但若論選才應以一客觀公平公開之準則， 則唐略勝一籌。誠然唐科舉確能做到錢穆所言的四大可以:

「可以消融社會階級的存在:

可以促進社會文化之向上;

可以提高愛國心;

 可以團結各地域於中央統治。」

無怪孫中山先生視科舉為《五權憲法》之一。

很利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