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樓胡同49號蕭乾寓所
門樓胡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是東直門南小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三條胡同，自東向西溝通東直門南小街與東四十一條北側的橫街，長約350米。
明代，即稱“門樓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與“辛寺胡同”合稱“喜報胡同”，後恢復原稱。
胡同東段北側有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當舖遺址。此處票貼遺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城堡式建築，整磚砌成的南院牆高約5米、厚0.6米，面闊43米，碩大的牆體上開有兩個街門，分別是門樓胡同3號、5號。街門窄小，在石質門框上裝有外包鐵皮的木質門扉，門內還有一道可推拉的鐵柵欄，西邊的街門（5號）甚至建成碉堡形式，上有瞭望台，瞭望台的掩體上有6個瞭望孔，分別朝向東、西、南三個方向；門楣上嵌一石匾，刻有“泰和別館”、“民國六年建”等字。據說，當年此宅的主人姓李，附近居民稱其為“砲台李”。所謂“砲台”，即指5號街門上方的那座瞭望台。
門樓胡同49號，舊時的門牌是18號，在胡同西段北側，是一座比較標準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票貼，院內房屋均為整磚到頂的起脊瓦房，在院子的東南角建朝南的屋宇式街門（俗稱“大門道”）。著名學者蕭乾1971年搬入此院緊靠“大門道”的一間南房，後因蕭乾住房緊張，房管所將“大門道”封堵為一間南房分配給蕭乾居住，在“大門道”與東廂房之間的院牆上另闢一個朝東的隨牆門支票借款（俗稱“小門樓”），現在門樓胡同49號的街門在胡同北側的一個小夾道內。蕭乾在這個院子裡住了八個年頭。
蕭乾（1910——1999），記者、作家、文學翻譯家，原名蕭炳乾，蒙古族，北京人。
蕭乾自幼失去雙親，是一個苦命的人，小時候送過牛奶，織過地毯，在北新書局當過學徒，他的學習生涯一直走的是半工半讀之路。 16歲時，他因在北京崇實中學（今北京第二十一中學）參加共青團而被捕票貼，不久被學校保釋，化名蕭若萍到廣東汕頭角石中學任國文教員。 “若萍”是否含有“身世浮沉雨打萍”之意？不得而知。
蕭乾在自撰的《墓誌銘》中寫道：“死者是度過平凡一生的一個平凡的人。平凡，因為他既不是一個英雄，也不是一個壞蛋。他幼年是從貧苦中掙扎出來的，受過鞭笞、飢餓、孤獨和凌辱。他有時任性，糊塗，但從未忘過本。”
1933年，蕭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習時開始發表小說，著有短篇集《籬下集》、《栗子》和長篇小說《夢之谷》，被視為京派新進作家。 1935年到1939年，蕭乾先後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報》編輯文藝副刊兼記者；1939年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講師，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員；1942年入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當研究生。 1944年，支票借款蕭乾以中國記者身份隨英美聯軍採訪歐洲戰場實況，是我國最早在西歐進行採訪的戰地記者。蕭乾從1935年采寫的《魯西流民圖》開始逐漸轉向散文特寫，主要作品收入《蕭乾散文特寫選》。有人評論，蕭乾的特寫富有新聞性、社會性和文學性，以樸素簡潔著稱。
1946年後，蕭乾在上海、香港從事編輯和教學工作；1949年9月，不惑之年的他回到了故鄉——北平，準備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蕭乾先後任過英文版《人民中國》副總編輯支票貼現、《譯文》編委兼編輯部副主任、《文藝報》副總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是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翻譯家協會理事，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常委，民盟中央第五、六屆常委，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副主任。
由於出身貧苦，蕭乾對新生的人民政權有天然的認同感，自覺地用他手中的筆熱情謳歌社會主義祖國。 1951年初，蕭乾赴湖南嶽陽地區參加土地改革及新聞採訪，寫出了長篇通訊《在土地改革中學習》，發表在當年3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毛澤東主席稱讚：“寫得很好，請為廣播，發各地登載，並可出單行本。”蕭乾在土改中寫的系列文章同年合輯為報告文學集——《土地回老家》，該書先在英、俄文版的《人民中國》上連載，後又被陸續譯成日、德、印尼、緬甸等11種文字出版，向世界展示一個東方大國正在發生的巨變。與此同時，蕭乾還翻譯了《好兵帥克》、《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里柯克小品選》等文學作品。
在旁人看來，蕭乾住在門樓胡同無論如何都有些英雄落難的味道票貼，他也在屋裡確實聽到過外邊傳來的婦女教育孩子的訓斥：“小兔崽子，長大了你當什麼都可以，就是別當右派！”然而，蕭乾卻非常感念房管所為他封堵“大門道”，也十分珍視這個工作機會。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只是用蕭乾的一技之長，然而，蕭乾事實上已經成為諸如翻譯《戰爭風雲》等集體項目的主力。
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
蕭乾最後的時光是在北京醫院度過的。病榻上的蕭乾依然筆耕不輟，他的最後一篇散文——《最後的微笑》發表在1999年2月10日的《北京晚報》上。文中寫道：“在醫院的這兩年我經常想到死亡這個詞，人在一場假死之後，就能正確地面對死亡了。死，使我看透了許多，所以從1979年重新獲得藝術生命之後，我就對自己發誓要跑好人生的最後一圈”。
就是這樣的一位蕭乾，在反右鬥爭中還是中箭落馬，被發配到唐山柏格莊農場接受監督勞動信用貸款。雖然蕭乾的“右派帽子”在1964年就被摘掉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仍是在劫難逃，人被鬥，家被抄，1967年又去了文化部在湖北咸寧辦的“五七幹校”。
1971年，因工作需要蕭乾又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門樓胡同49號居住。被封堵為一間南房的“大門道”是蕭乾和他的夫人文潔若的居室，西隔壁的一間南房則住著他們的孩子與文潔若的三姐。因為蕭乾和文潔若都視工作為生命，所以他們家的生活全靠這位三姐支撐照應。
《北京晚報》發表《最後的微笑》的第二天，蕭乾先生與世長辭。
對於蕭乾，徐城北先生評論：“我以為，與其'定位'說是'著名記者'或'著名作家'、'翻譯家'，還不如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一生都是'未帶地圖的旅人'。他早年遇到了時局混亂的大麻煩，可他有時磕磕碰碰，有時卻如魚得水……看來，他的性格以及能力，完全能勝任這種紛亂的局面。看來，這是他的'命'，也是他的'性（格）'，源出他的'擰'，更是他的'幸（福）'。在他的晚年，這種旅人性格依然未改，只不過開始知道帶'地圖'的好處了。”
蕭乾又能夠按照自己的習慣，在屋裡擺起攤子，書籍票貼、手稿擺得滿屋都是，他的夫人文潔若只好在辦公室裡住了好幾年。
1978年，蕭乾從門樓胡同搬到天壇南里的一套三居室樓房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蕭乾被徹底平反，此時的蕭乾已年屆古稀。
晚年的蕭乾迎來他藝術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期，先後出版了《紅毛長談》、《負笈劍橋》、《北京城雜憶》、《未帶地圖的旅人》等十幾部新作。八十歲時，他和夫人文潔若開始翻譯英國著名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歷經四年，終將這部世界巨著用中文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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