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外來工學校是撕裂族群的愚政
8月15日，北京海淀區東昇鄉新希望實驗學校被拆除。自6月份以來，大興、朝陽和海淀已有3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收到關停通知，涉及近3萬名學生。關停此類學校被認為是未來政策的方向，也將波及其他1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北京市教委表示不清楚此事，朝陽區表示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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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學生，但有老師反駁說公辦學校沒這個容量，其他縣區則對拆遷安置沒有具體表態（據《新京報》）。原住民族群,原住名族群討論區

對於拆除外來工子弟學校，網絡上滿是憤怒。憤怒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它來自於時刻都在的政策對比。就在拆遷外來工子弟學校的同期，官辦的希望工程公佈了在非洲援建1000所學校的計劃。除了對待國人與友邦的反差外，也有來自於“舊社會”的比較：上世紀20年代，北京大辦平民教育，各高校學生會、各教會甚至警署都為貧寒兒童設立半日學校。

政府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藉口是不符合辦學標準，可這些學校都辦了十來年了，為什麼只在這個時候叫停？況且有些學校經過改造，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都不比公立學校差。這些學校不需要政府負擔，反而在為政府分擔教育責任和義務。如果假以時日，讓這些學校安穩地發展，對於解決外來工二代的教育問題甚有幫助。以上種種，可見以辦學標準不達標為關停的理由很難成立。

儘管關停之舉在情理上說不通，但它卻假裝有法律依據，這證明此類學校在教育的製度安排上，處於弱勢地位。 《中國財富》雜誌曾在事後邀請被關停學校的校長參與討論，校長們最後都被要求噤聲，不得不退場，這也見出無所忌憚的權力在關停學校這件事上的強勢。說到底，關停學校不是貫徹辦學條件那麼簡單的事，它仍然是權力在社會和教育領域中囂張的展示，是對權利的壓制。

聚集在關停學校上的輿論譴責，都基於這一逆行造成的傷害。聲討是需要的，也擋不住。然而也有必要追問，誰能從這件事上得利？作為一種政府行為—暫且不論其正當與否—它會給什麼人帶去怎樣的收益？也許通過這樣的反推，才能看見魔鬼隱身所在。關停外來工子弟的學校，其實打散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在北京紮根的希望。這就不難追踪到北京在外來人口上的思路。

2005年，中國國民黨革委會北京市委張惟英委員曾有建議，“來京應設門檻，允許了才能進來”。同時是人大教授的張惟英此番言論，引起了針鋒相對的討論。對照關停學校的做法，可以知道張惟英的建議已經付諸實施。要消滅外來人口在北京安居的慾望，沒有什麼措施能比打亂家庭成員的分佈最有效果的。因此，關停打工者的子弟學校，潛台詞就是：北京不歡迎你。

姑且不論用製造問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能否減除北京市的人口壓力，城市管制似乎變簡單了。一刀切的禁止很省事，便宜的是基層教育官員，官僚系統也從懶政中受益，趁機將外來工子女教育權從問題清單上刪掉。考慮到打工子弟學校屬於社會辦學性質，帶有強烈的公益屬性，禁絕之後，也相當於在這個領域將公益慈善的不安定因素排擠出去，降低維穩強度和風險。

在沒有能力解決問題之前，任由問題積累，然後用否認問題的方式取消行政義務。這就是北京在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上的邏輯。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聚居在北京郊區，他們在城市政策中的邊緣化，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可以被忽略、被驅逐的人群。關停學校其實打破了原先的平衡，這種平衡是由政府的不干涉、以及社會力量的傾力建設達成的。粗暴關停之後，無序失衡的格局難免動盪。

外來工人心浮動，其家庭結構被拆解，城鄉戶籍的藩籬跳出來撕裂族群，義務教育的適齡人口流離失所。政府所得恰是民眾所失，是非了然。雨果曾有比喻，“多辦一所學校，就少辦一所監獄”。無力做善事的，卻不忌諱行壞事。相較於可疑的施政成果，惡劣的後果已經發生且不可預料其後續影響。關停學校，令社會自治遭遇挫折，其實應該問問政府：你們準備好了嗎？原住民族群,原住名族群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