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漢﹕請不要把「半熟的蛋糕」扛出來
【明報專訊】教育產業化，把偉大的教育變成世俗的產業，對很多教育工作者來說，這建議本身已墮進道德的誤區。但本文嘗試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集中探討教育產業化在落實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難題。其實也不難想像，由於整個政策都是在急就章的情况下形成，目標不明確，產業的定義含糊，亦沒有充分的數據和論證，落實的結果只會是政策朝令夕改；又或好像政府過去的宏圖大計，在政策循環（policy cycle）中迅即成為過眼雲煙。
理性的政策過程
理性（rationality）一向是港府的核心價值。試看西方的民主社會，多元聲音的互相角力，核心組織的內部游說，各方利益拉扯的結果，使到公共政策難以統一；可是，為什麼特首單方鼓吹的教育產業化也儼然變成整合薄弱的失敗之作？理性模式講求的，本應是政府需釐清政策目標、找出和比較政策選擇、最後判斷哪個選擇最能達至既定目標。整個過程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教育產業化有多理性？似乎直到現在，政府還未清楚掌握政策的內涵和目標。總括來說，教育產業化可包含兩個完全不同的定義。其一是藉此輸出教育服務，從而賺取外來的收入。就好像英國的情况，近十數年間英國大學的數目以倍數增加，只要能負擔高昂的學費和宿費，排名30以外院校的大門總為大家而開，因此，近年到英國升學的國際學生大幅攀升，工黨政府也以此「驕人業績」而感到自豪。國際學生需要付全費，由此賺回來的額外收入可以津貼本土學生。不過，「驕人業績」的背後卻是降低門檻，濫收學生，造成「大家一起蠢下去」（dumping-down）的惡果。教育產業的另一層意義是把香港辦成亞洲區，甚至國際級的教育樞紐，人才薈萃，成為「知識型經濟」騰飛的催化劑。可是，要達到人才薈萃，除了要吸引人才到港升學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留住畢業生。明顯地，教育產業化的兩層含義未必能夠相容，真正的人才是不會在質素下降的情形下還來港升學的。二擇其一，可惜政府好像還游走在兩者之中，而不知其所以。
沒有目標 也沒有後覑
目標不清晰，政策選擇又如何呢？假若特首和經機會的原意是要把香港提升為國際教育樞紐，從而集合人才，那麼政府必須考慮有什麼方法可以確保外地生在畢業後，將會留在香港工作，而不是把香港視為到英、美等國繼續升學或工作的一塊「廉價跳板」。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確實存在的問題。根據教資會2008年公布的數據，除了港大和浸大以外，其他大學的留學生，佔絕大比例的（85%或以上）都是在畢業後即離港。在《施政報告》中，特首只是重申本港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基礎建設和制度健全，彷彿市場的力量就會把人才自然留下來。挽留外地畢業生看似複雜，其實也絕不困難，新加坡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例子。環顧馬來西亞、緬甸、文萊和中國大陸，新加坡的生活環境確實怡人。「花園城市」或許我們學不來，但相關的配套措施卻可以「即買即賣」。新加坡政府要求領取獎學金的留學生簽訂服務協議，承諾畢業後在當地需工作一段時間，通常是3年；3年工作，再加3年學習，6年時間大概已能產生足夠的沉澱成本（sunk costs）。可惜的是，或許害怕帶來爭議，政府至今還沒有觸及這個課題。
假若特首的目標原來是要輸出教育，賺取額外收入，那以上的後覑可能未必適用。但細心揣摩，不難發現《施政報告》中也有措施與輸出教育這個目標相違背。特首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是鼓勵自資院校的擴張。可是，無論在財力、人力、設施、聲譽和質素方面，自資院校對留學生的吸引力，肯定遠遜於受政府資助的大學。政府憑什麼推斷自資高等院校有進一步發展空間，有潛質成為教育產業的重要一環？要是發展自資院校，似乎投放資源於傳辏大學，再向部分留學生收取全費，或許更加合乎成本效益。
這篇文章本來在經機會報告後就能寫就，但反覆考慮都是覺得特首必定會有更具體的措施在《施政報告》中發表，所以還是決定暫時把寫作計劃擱一擱。可是，過了今天，教育產業化還停留在一個沒有目標、沒有措施的階段。要建立教育產業，除了口號之外，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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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同意香港的專上教育系統有其產業優勢，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政府有沒有能力看清楚其優勢源頭，可以固本培元地可持續發展，而不是迅速進入「大量生產」，耗盡優勢然後戛然而止。
事實上某個在國際排名步步高升的大學國際化背後失去了多麼多比排名更重要的實際優勢，我想有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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