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香港能否從「功能城市」轉型為「宜居城市」？      2009年2月2日

【明報專訊】友人移民澳洲多年，新春回港，不習慣鋪天蓋地的金融海嘯論調，由高官特首，到時事評論，都是海嘯當前、火燒眼眉的樣子。日前(09.01.28) 盧子健先生撰文，就他觀察，聖誕新春，市道仍是熱鬧，市民並沒有愁眉苦臉。而政經領袖掛在口邊的是「逆境自強」、「轉危為機」等口號，以舊的一套跟港人說話，其實已是落後於市民。我對盧兄的觀察亦有同感。不錯，經濟差、就業難，問題將會逐步浮現，但過去10多年，經過亞洲金融風暴、SARS、負資產等問題，不少港人除了追求財富，還學會了珍惜快樂幸福的小康生活。

回歸近10年的社會訴求，除了普選之外，還要求保育歷史地標、活化舊社區群體、批判屏風樓、抗議公共空間私有化……這些多元化的訴求，總體來說，其實都有共通之處﹕港人追求的生活質素，除了經濟面向之外，還強調歷史文化的歸屬、社區關係的嚮往，以及居住環境的情趣。市民愈來愈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宜居城市」。這與官方強大的「經濟城市」思維並不相同。過去10年，從董建華想把香港變成名目多多的國際中心，到曾蔭權主政下希望香港全面走入國際金融體系，成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一員，其中強大的經濟功能傾向，與港人漸見強烈的宜居生活的追求，似乎頗有距離。

民間漸盼港轉型為「宜居城市」

香港人已經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由早年努力脫貧，到追求財富及炫耀財富，再經歷97後，在自信心、身分走位、經濟難關的種種打擊下，今天不再是移民社會努力「向前看向錢看」的心態，而是轉變為發展成熟的大都會，市民不單向前看，也講究歷史和記憶；不單向錢看，也希望有文化及精神方面的富足；港人珍惜自己是如何一路走來，不希望因盲目的發展而拆眦歷史建築，也不希望自己老是生活在功能化、齊一化的屏風樓群之內。

我們或可歸納出香港當前的兩套城市價值，其一是「功能城市」，從屬於經濟發展，但香港成功步入現代生活的基礎；其二是「宜居城市」，在單向的經濟發展之上，追求改善生活質素。在今天的十字路口，官方還是抱覑「功能城市」的發展大計，而民間似乎已了解到功能城市的不足，漸漸希望香港轉型為「宜居城市」。

香港政經領袖對「功能城市」的肯定，背後有深遠的歷史因由。戰後香港社會高速現代化，整個城市在短短二三十年建立出規模，公路網絡系統化，公共交通服務無遠弗屆，其便捷可媲美任何世界先進城市。公共屋鸷亦以短時間內解決草根階層的住屋問題。文化軟件方面，香港人的功利主義、高效率、變通、喜歡排隊、講求程序，以行政手段化解政治訴求，都是「現代性」中工具理性的展現。

工具理性者，功利價值為先，凡能達到效果的，就是好工具。香港可說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便捷、安全、理性的城市。香港的現代系統，很大程度是從殖民地宗主國英國移植過來。「殖民性」與「現代性」配合得十分成功——香港人因為高速升格為現代都會而感到自豪。推崇功能化的城市規劃，亦接受在殖民管治之下帶來種種好處。這種根深柢固的「殖民現代性」，打造了香港今天的「功能城市」，其特質除了上述的便捷、理性之外，還有兩點值得討論一下。

整個城市的佈局十分功能化地服務於經濟發展。愈來愈多香港人住在港鐵沿線的大型屋苑之內。居民在狹窄而且設計「齊葺葺」的單位內，衣食所需就在樓下的大商場解決，而「話咁快就到」的地鐵運輸系統可以準時快捷地把勞動力送到商貿中心。

功能城市之弊﹕生活感薄弱

高地價政策及對地產發展商的寬容，亦造就如特大型蛋糕的醜陋屋苑，用最功利的計算，盡用景觀以提高呎價上的收益。簡單來說，香港主流的家居形態，背後有巨大的地產利益驅動，亦更有經濟生產效率的功能考慮。這種功能化的設計，可說是提高了香港的生產力。然而，城市功能主義過了頭，市民在生活質素方面所作出的犧牲是重大的。今天，香港的大商場、大蛋糕型「豪宅」、特大商廈，不單在港鐵沿線及交通樞紐「遍地開花」，更是舊區重建的主流方案。昂貴的舖租更大大減低街道文化的多元性。要不是近年多了抗爭聲音，功能化的規劃將更深的降低宜居的標準。

這些經濟功能設計，想深一層，其提供的好處，主要傾斜於精壯的上班族，讓他們準時上班，在超時工作的生活中可以到便利店吃快捷午餐。然而，對於小童、青少年、文化創作階層、老人、退休人士，功能化城市空間，不宜居、亦沒情趣。小童常在商場流連、青少年沒有低消費的社交空間、文化界沒有可以閒適創作思考的小咖啡館、老人沒有「過日辰」的小公園小空地。「功能城市」可創造財富、提升生產力、衣食住行都有「快、靚、正」的選擇；功能城市之弊，是生活感薄弱，對老少不利，更不利人文價值與藝術創造。

殖民地時代其中一個精彩安排，是把文娛藝術收入街市之內。社會不安、青少年精力旺盛、市民需要康體強身，就建造文娛中心，提供場地演出做話劇，租借場地打打球，就如政府街市買賣蔬菜魚蝦豬牛一樣，滿足功能，就是好政策。問題是，文化藝術之所求，是內在的、美學的、精神的價值，而不是什麼功能達到什麼效果的工具價值。

香港功能思維的頑固程度其實頗為驚人。近年政府大談創意產業，設立藝術區、培養創意人才。然而，到執行時往往用開設文娛康體中心的陳舊方法去推動，或把藝術文化變成地產商「?彩?數」的項目，或把文化創作視為全球城市必備的裝飾，或把創意產業視為經濟功能的一部分。甚至有論者說，在香港街頭、天橋、走道，畫上風格強烈的街頭藝術，可以吸引遊客、振興經濟。這都是對的，但文化藝術之本，不是功能，而是生活。那一幅在天橋上展示灣仔感觸的街頭畫，最重要是它包含了文化的內在價值，讓居民看得快樂，美學上的滿足不必依靠功能效益，是否振興旅遊實屬次要。

那些我們希望見到的藝術區，不是在翻新的工業大廈內提供單位、廁所、水電的功能就能搞活。社區內有人氣、有小店、有朋友、有街坊，再加上政府的規劃，保住一些不被地產商純以商業手段開發的「特區」，讓藝術文化在社區內發酵萌芽，才能孕育出文化都會的風貌。而這些文化藝術的規劃，不單是文人雅士的小眾品味，亦可以令一般香港市民在日常城市生活中得到快樂、愉悅和滿足。

金融市場打滾賠上生活質素可悲

「功能城市」的問題還有不少，例如迷戀指引，失掉常識；重視程序，敵視創意；高度理性，過分管理；側重發展，昧於歷史；只談工具，不談美善價值。香港不少論者已經在97後多番提出﹕「功能城市」的基礎上，香港應該轉型為「宜居城市」。而似乎普羅市民亦渴望香港的城市生活更多姿采更講求內在的快樂。我們不想香港只是一個經濟指數高企、快樂指數低落的功能城市。

香港「功能城市」源出「殖民現代性」。97後，大陸仍然希望香港扮演市場經濟窗口的功能，而且香港進一步擁抱「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新興思潮，把香港定位於紐約、倫敦、東京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這種全球城市的串連，好的一面是令香港創富能力大增，壞的一面是把香港接駁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中樞，令香港一如其他全球城市一樣，貧富懸殊加劇，走入經濟網絡之中的階層得益，被金融網絡排除於外的低技術階層生活艱難。

近來Global Cities理論備受批評。Michael Smith指出，全球城市的理論充滿功能化的言語，功能城市只服務全球金融體系，扮演指導、控制金融的角色，背後是去國族、親市場、打擊文化的強烈傾向。

這種全球城市的虛榮，在金融海嘯後應有所調節。在展示全球城市功能之外，我們若不大力推展「宜居城市」的價值，只會在風高浪急的金融市場打滾卻賠上生活質素與歷史文化，那是十分可悲又不必要的錯失。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參考：

Michael Smith (2008) Transnational Urbanism. London: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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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是一場惡夢，那麼可以幻想的是會有一班有責任的人士走出來說「他們缺乏可信指引」所以做不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