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辭職信 AIG高層求平反
未涉問題業務 不滿政客迫害總裁出賣 2009年3月27日
 
【明報專訊】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國會和傳媒猛轟下，AIG高層都變成了過街老鼠。但花紅風波主角、AIG金融產品部不少員工卻覺得自己成了「祭旗」對象。AIG金融產品部副總裁德桑蒂斯(Jake Desantis)周三便在《紐約時報》高調給總裁李迪發表辭職信，強調他和部門很多現職員工，實際沒參與連累公司崩潰的衍生工具業務，但現在卻被政客逼迫和李迪出賣。以下是他的「真情剖白」：

親愛的李迪先生：

對於遞交辭職信，我深感遺憾。我希望你花時間讀畢整封信。在解釋我的決定前，我想告訴你一些背景﹕

我對於我在AIG商品和股票部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信貸違約掉期(CDS，一種保險產品)交易導致AIG在金融危機中泥足深陷，但我從沒涉及過這方面的業務，更遑論要為它負責。AIG金融產品部的400名員工中，大部分也是如此。大多數要負責任的人都已離職，並高明地避開公眾耳目。

涉事員工多早已離職

在這12個月努力分拆公司的工作中，AIG多次向我們保證可以在09年3月獲得花紅，但現在我們這些金融產品部員工卻被AIG出賣了，還要被民選政客不公平迫害。為此，我現在決定離開公司，並捐出我所有花紅，給那些深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的人。

經過11年竭心盡力為AIG服務後，我下了這決定。在當前的環境中，我不能再有效地盡我的職責。像你一樣，我之前被要求收取1美元年薪，我也出於對公司和政府官員的責任感而同意了。但他們兩者都令我失望。每日花10、12、14小時去為那些令我失望的人工作，我覺得並不值得。

「我和很多同事也輸掉積蓄」

你和我素未謀面，所以我想告訴你我的事。我父母是學校教師，他們當年要在破產邊緣的鋼鐵廠打工做兼職。我憑努力考上了麻省理工，最終完成了我的美國夢。1998年起我在這間公司工作，當時任職股票交易員，之後晉升為股票和商品交易主管。在AIG陷危前幾年，我當上商品發展業務部主管。

在最近分拆AIG過程中，我在出售商品指數業務予瑞銀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像這樣出售業務，對AIG償還美國納稅人金錢的努力是十分關鍵的。我任職的部門錄得盈利，成為我值得獲取合理薪酬的原因。我自始未曾在CDS交易中獲得任何利益；反而，我和其他同事一樣，終身積蓄因為退休金帳戶投資於金融產品部的衍生工具而損失慘重。

政客傳媒「老屈」總裁沉默低首

你和我一樣都因CDS損失而備受指摘，你還要到國會接受議員窮追猛打。你也知道，金融產品部大部分員工都與巨額虧損無關。但你對我們漠不關心，這令我十分失望和沮喪。當上周三你面對部分國會議員和傳媒不實和不公的指摘，以及紐約和康涅狄格檢察長毫無根據和鹵莽的評論時，你沒有站起來為我們說話。

我猜想，當你在10月知道花紅合約一事後，你知道金融產品部員工需要一點花紅激勵士氣。這或許是AIG管理層當年3度向我們保證會「緊守承諾」派發花紅的原因。過去半年領導AIG期間，你從沒要求我們修改、討論和解除薪酬合約，直至上周你到國會現身前數小時。

我覺得，你當初決定履行合約是基於道德和經濟考慮，只是這在政治上似乎十分不智。如今，你要麼誤解了跟大官們所達成的協議，要麼不夠堅強去對抗轉變了的政治風向。你現在卻要求現職員工償還花紅。

放棄花紅非因罪疚只因恐懼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無辜的，因此我們放棄花紅，並非出於罪惡感。我們和水喉工人一樣，不能因為粗心的電工令房子燒毁，就被剝削應得的報酬；他們也無意為了幫你一把而退回花紅。退回花紅唯一真正原因是恐懼。檢察官們竟威脅要點名羞辱我們，儘管他們的責任應是在法庭提控、容許被告自辯，而非透過傳媒公審。

3月16日，我獲得AIG約74.2萬美元花紅。我知道，我在經濟繁榮時比別人掙得多，也有足夠儲蓄幫家人渡過當前經濟危機。這是我決定交出100％花紅並直接捐給有需要的人的原因。這不是為減稅而施的伎倆。我只是簡單地相信，我至少有權決定如何運用收入。我的收入問題已轉移了大眾注意力，導致國家更多迫切的問題無人理會。我樂意與真正有需要的人分享這些收入。我希望其他金融產品部員工能心平氣和地面對艱難決擇，不受恐懼影響。

李迪先生，我希望你取得成功，但過去一周的事，我無法再留下去——實在充斥太多仇恨了。

德桑蒂斯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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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特徵一直都是少數人犯錯就令整個團體受影響，甚至讓無辜的成員負上責任。當然少數人的貢獻也有可能令整個團體受益，所以是一片雙刃刀。人們通常會同意後者(少數人的努力令其他人也得益)，但是對於前者，相信沒有人願意「無端受害」——如果前者為後者的必然代價而不作針對性制策，那麼一個團體裡自認較為「有實力」的，就會千方百計排除「會犯錯」的人，而這個做法往往會導致團體行為越趨保守。

所以，結論一直都是，必須尋找「可承受風險」的平衡點。這是負責管理團體方向的人的最大責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