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鴻﹕金融炒家不問明天 香港已被騎劫 2009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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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國務院捨天津、香港，而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關鍵的考慮有二﹕
一是天津金融中心的發展落後於上海，金融市場薄弱不足，相對而言，上海有比較發達的多功能、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上海已有全國兩個股票市場之一，以及全國的商品期貨中心(一度佔全國交易量70%，目前還達50%)。中央政府亦已批准開設金融期貨的交易中心，在燃料油期貨交易之後，還將有鋼材期貨交易。全國的債券交易中心，把依附於股市的債券交易、櫃台交易和銀行間債券交易整合起來，上海大有能力形成全球最大的債券交易市場，還有全國領先的融資租賃業務。即使相比過度集中於股市、認股權交易和股票及指數期貨的香港，上海金融中心的規模、層次和種類都遠勝。在人民幣的全國最大金融中心的基礎發展國際金融中心，上海在全國之內無可比擬。此所以在4年前，上海已與深圳推行人民幣離岸金融試點。雖然成效不彰，結果是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方面，中央政府也捨掉深圳，集中於上海。
中央不可能對港金融監管有信心
二是人民幣的結算業務，放在香港，由於香港用港幣，人民幣流轉規模不大，人民幣在未完全自由兌換的條件下，怎樣在香港由外資主宰的自由市場裏，進行監管來防範過度對人民幣匯率衝擊的金融風險也不容易。特別是在繼亞洲金融危機的金融海嘯之後，中國政府更擔心金融風險、金融安全。後金融海嘯時期國際金融重心會轉移亞洲，集中於中國，中國面對的壓力和挑戰更大。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只能逐步而行，短期內不可能有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以香港在這兩次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中央政府不可能對香港的金融監管、防範抵制國際金融投機、衝擊的能力有信心。中國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小心謹慎，並未包含完全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國務院給上海的目標只是﹕在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這樣的戰略思想和舉措，與天津2007年宣布推行「港股直通車」業務的草莽，和香港缺乏監管的過度自由放任政策，大相矛盾。也因此，中央政府捨天津、香港而取上海。
當然，中央政府在全國多個城市，包括香港也批准進行人民幣結算業務，但金融中心的發展受制於報酬遞增的規模經濟效益，且屬零和遊戲，此所以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數目只會日趨減少，倫敦地位無可挑戰，而上海亦明白此理。因此，在國務院支持下，並不如香港一直以來的政策態度那樣，不思進取，而是在超越過往狹義的要素市場建設，擴大為加強機構集聚，發展成資金、資產管理中心，支付、結算、清算中心，以及各類金融中介服務中心的建設，並且在人才環境、信用環境、創新環境、法制環境等金融生態的軟件、制度、文化上覑力提升。
香港體制沒提升改善
從這兩點，不難看到中央政府選擇上海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全局長遠觀念，與香港政府和業界單純考慮怎樣依靠國家政策去賺內地錢的短期自私心態截然不同。或許正因為後者，回歸之後，香港並沒有扭轉本地金融體制內信貸業務國際化下降的趨勢，反而全力推動投機化的金融業務，且從監管方面仿效美國從寬從鬆。在整個發展過程裏，沒有人去討論企業管治、投資者的利益保障、金融產品和機構的監管，乃至香港與內地金融方面聯繫中產生出來的國家金融風險和金融安全問題。香港的態度與上海迥異，沒有國家觀念，從中央政府的眼光中，又怎樣可以建設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去冒巨大的風險呢﹖
香港一直強調本身體制超越內地，但過去二三十年裏，香港體制並沒有提升改善。回歸後，普通法仍然與英國普通法連在一起，已經構成了香港法制的結構問題和潛在的危機。而體制的因素，在國際亦不停地改進，香港仍還停留在英國殖民地的時代，與世界脫節，變化只是選擇地採取英美重商主義。而即使香港體制先進於內地，卻沒有使內地發展步伐落後於香港，相反地香港在回歸後的發展停滯，內地卻突飛猛進，正證明單只抱覑舊體制吃老本，絕對不可能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及相對的優勢。特別是金融海嘯促使英美體制的全面反思檢討更變，香港仍然抱殘守缺，當中央政府考慮金融海嘯後中國的金融戰略，倚重上海，香港還無知無覺地奢言體制，還不知道怎樣在大變後鞏固或挽救香港正在萎縮的金融體系。
香港似乎已被一小撮不知明天、不問明天的金融(包括房地產)炒家所騎劫！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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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有同樣的想法，竟被視為精神病。可見香港的經濟不只被炒家騎劫，連香港人的文化、世界觀和價值觀也同樣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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