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七一，上不上街？
【明報專訊】每年的七一遊行，被視為香港民情和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測試計，民陣、泛民、特區以至中央政府對遊行人數都是高度關注。參與過2003年七一遊行的港人，感受過50萬黑色人潮對特區政府的衝擊力，不禁會在今天想一想，要不要再上街頭？
如果上街是為了向政府表達不滿，讓我們先看看今天特區的管治狀况。
當年港人說董建華做特首不稱職，他沒管治經驗、盲目愛國，既囉唆又猶豫不痩。而曾蔭權卻是港英時代公務員的第二號人物，滿有行政經驗。他既沒有商界背景，亦非根正苗紅，理應可以不偏不倚、平衡各界利益。結果如何？
董去曾來，的確是穩覑了局面，避過大亂。但政府卻毫無作為，讓香港一天天的爛下去——西九龍仍然是一片荒地，香港仍然是一個以炒作為本業的社會，教育政策繼續擺動，富裕中的貧人繼續在社會邊緣掙扎，保護海港、大樹、社區精神以至集體回憶仍然困難重重。在政治任命、梁展文和生果金事件中，政府仍然被批評欠缺透明度、官僚主義和與民意愈走愈遠。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問題一方面是曾蔭權只像一個行政官員（連自己和問責官員減薪亦只會跟覑公務員薪酬調整水平），當特首的眼界是「打好這份工」時，又如何能期望他有方向、有理念地帶領香港發展？說到底，香港沒有製造政治家的一套系辏。
無力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但就算有政治家出來又如何？現時的政治體制在專制與民主間徘徊不前，結果是結合了兩種體制的壞處。港英時代的行政主導一去不復返，但又無力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行政立法缺乏穩定的聯繫，議會、政黨有虛權無實責，以抬槓發揮影響力；政府認受性不足，又無威權，只能以公關代替民主，到處派糖撲火，在民粹政治中浮沉；面對弱勢政府，利益群體以壓力向政府伸手，政府陷入困境時各方卻袖手旁觀。政府困在這種「尋租社會」的格局中，已疲於奔命，更莫道「走入群眾」，實踐什麼公眾參與了。
香港無論在教育水平、中產階級的力量、公民社會的發展、法治、政府的廉潔和行政效率各方面都為民主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環境。在這樣的處境下，中央政府和本地的財團仍要抗拒民主制度，是自招苦吃。現在誰當特首，誰都會苦於要在議會拜票、招架來自或親或疏的議員的質詢、媒體的謾罵批評、日趨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的「快閃」行動。
歸根究柢，在這樣的現代社會中，政府不是普選產生已是「原罪」，再加上中央政府一直抗拒在共產黨以外有另外一個執政黨在特區出現，那就誰當特首，誰也會發現自己是全世界最孤立的統治者。在《基本法》類近總統制的安排下，沒有執政黨／聯盟，行政立法如何溝通合作？沒有執政黨，誰在議會和輿論戰中為政府護航保駕？沒有執政黨，誰作政府與市民的橋樑？
應按社會發展規律讓民主生長
在這樣的格局下，換誰當特首亦不會做得好。你相信唐英年或者梁振英可以駕馭這種局面嗎？我恐怕他們只會帶來更深重的管治危機。現在應該做的，是按覑社會發展的規律，讓民主自自然然地在特區生長起來。只有以普選和政黨政治來理順現時畸形的政治制度內的重重關卡，才有機會政通人和，並且透過競爭提升政治領袖和公共政策的質素，香港才能重拾社會創新的動力。否則，香港只會是亞洲的底特律，大家坐在這裏，懷緬工業時代的光輝歲月。
七一上不上街？在乎你對特區那種狗咬自己尾巴的空轉和內耗有多大的忍耐力、在乎你有多悤的欲望要打破官僚的因循和被禁錮的革新思維，也在乎你對人民力量是否還有一絲寄望。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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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越來越多實質上的特權階級，從下往上爬的機會越來越少，而上層對下層的關照越來越淡薄，才是香港精神無法維持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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