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短視的時間 無效的「務實」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的口號和橫額，反映了不少市民似乎並不認同特區政府在過去幾年已「做好份工」；正生書院事件，也顯示了高舉和諧多年的香港社會並不那麼和諧。標榜「務實」的曾特首班子，為何總不能達至市民期望中的施政結果？
正如我過去不斷指出（見拙作《告別犬儒》，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以政務官為代表的港式「務實」，很多時只是在根據程序辦事／交差（do things right），而非有效地做正確的事（do right things），後者往往需要建基於仔細的分析和紮實的研究，以準確把握目標，並緊密扣連相關工作。更壞的情况是，「務實」只是不斷隨便找點事情給自己或別人去做，以證明自己並非冗員。
中長期的時間觀
這種不理目標的「務實論」建基的，恐怕是香港社會缺乏強調中長期視野的時間觀念。根據已故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的分類，歷史時間可以區分為3種長短不一的時段。第一類是瞬間即逝的短暫時段，當中發生的主要是朝生暮死的「事件」（events）；第二類是20年左右的中期時段，能深遠影響歷史的佈局；最後一類是50年左右的長波或長達百年的趨勢，形成歷史的結構。布氏認為，存活於短期的「事件」，只是歷史上的微塵（dust）；相反，中、長時段才決定了社會發展的過程，並塑造了人類歷史的走向。自然，對慣於只爭朝夕的港人，特別是在「秒秒鐘幾十萬上落」的金融樓市當紅時代，布羅岱爾較強調的中、長時段時間框架和視野，顯然不會太有吸引力。
借助布氏的時間（和空間觀念）與拉美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等學者在1970年代發展出一套世界體系視野（World-system perspective），分析不同地區的歷史資本主義發展。世界體系學說主要是採用中、長時段的時間框架，嘗試超越集中於短時段和「事件」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分析。
沃勒斯坦（2008）指出，人首先活於短時段，因此短期的目標往往更容易吸納我們主要的關注和精力。今天要吃什麼飯、明天穿什麼衣服，自然是刻不容緩的決定；要在當代香港準時完成上司的任務、快速回應外界的壓力，更難以三思而後行。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政府官員的種種決定，往往是為了回應短時段中的「事件」：制定財政預算案，是要試在短期內緩減民怨；大力宣傳反濫藥，恐怕也是為了想轉移當下社會批評的視線。與官員類似，教師也經常要在很短的時間作出不一定與中、長期目標相關的決定：學生欠交功課是否要罰留堂？上課太嘈吵的學生需禁制懲罰嗎？學生的考試成績不好，得為他們補課、多出幾張工作紙、加入更多的中期測驗？教師忙於這些工作的原因，是為了達至讓學生愉快、自主地學會學習等長遠教育目標，還是只想在短期內紓緩來自學生、家長和校長的壓力，稍解燃眉之急？
短視「務實」的長遠效果
習慣解決燃眉之急和關注短期時段與「事件」，往往會令我們忽略這些行為和事情的中長期影響。如果我們願意在若干年後細緻檢討，也許不難發現，這些短期的、只爭朝夕的「務實」工作積累的中長期效果，很可能與我們原先的期望有別，甚至適得其反。
一位剛退休的資深而務實的中學教師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很久沒認真地閱讀，包括與自己主修科目相關的學術書刊。我想，在當初立志為師的時候，我的朋友大概不會預期在中學任教的廿多卅年生涯當中，將會日漸遠離他曾熱愛的書本。同理，當家長喜孜孜地把子女送進band one名校時，大概也不會想到，12年後子女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可能會比未入學時更低。而當曾特首以「絕不手軟」的態度宣布要嚴打「毒害」時，他大概也無法預期，幾十年後香港青少年「濫藥」的「事件」是否真的會減少，更不會知道，那種或能解政府威信低落於一時的學校驗毒政策（包括送緝毒犬往學校搜查毒品），可能正愈來愈把學校推往一個異化的境地——不再是一個鼓勵教師和學生愉快、自主地讀書求學的地方，而是變成更像一所規管中心，或一個當學生敵人的民粹「戰場」。
又正如另一位朋友指出，本是為了促進和修正學習的考試，也逐漸「變成教與學之外和之後的獨立事件」，「不再是教與學的有機部分」，甚至「倒過來扭曲和控制教與學（如何考便如何教，而不是怎樣教便怎樣考）」。（張偉基 2009：〈異化了的考評〉，網址﹕hk.myblog.yahoo.com/edwkc/article?mid=149）
告別「務實」 梳理歷史
沃勒斯坦（2008）指出，儘管由於現實的原因，我們不得不經常要在短期中兩害選其輕，但這只是為了不至於自說自話，同時讓自己和志同道合者能鬆一口氣。他認為我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校正和堅持中時段的工作方向和原則，而非讓自己全陷於短期的妥協之中。因此能有助我們走向中長期目標的「務實」，並非是短時段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包括細緻地分析過去的各種工作，探討這些能解燃眉之急的工作在中、長時段產生了什麼效果。換句話說，真正的「務實」也就是認真去梳理歷史，釐清方向，從中找出更有效產生預期成果的相關工作，儘管這些工作不會在短期內立竿見影。
凱恩斯一句廣為後人引用的俏皮話是：「長遠而言，我們都是死人。」布羅岱爾（1993）回應道：這句話「既平常又荒唐。因為我們同時在短時間中和長時間中生活，我所說的語言，我從事的職業，我的信仰，我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後也還將存在」。（頁78）
■參考閱讀
文章：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作者：Immanuel Wallerstein
期刊：Monthly Review, June 2008
網頁：http://www.monthlyreview.org/080630wallerstein.php
《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三卷》
作者：布羅岱爾 出版：三聯書店（1993）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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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悶了，多少人說來說去都沒有反應。是時候想一些具有真正影響力的建設性策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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