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恒﹕終結商界霸權 廢除功能組別
【明報專訊】要促成政改共識，關鍵從來不在於2012選舉安排，因為在人大決定的框架之下（即直選議員與功能組別議員比例不變），任何中途站方案的民主及進步成分，其實都極為有限。要推動政制向前走，關鍵在於我們能否透過建立某種形式的政改路線圖，讓各大陣營能夠走出對立、建立互信，為最終邁向2017普選特首、2022普選立法會鋪平道路。
其中，各方如何回應民主黨提出的3項原則，即再次確定人大承諾的雙普選日期、特首普選的提名門檻不高於現時水平、以及最終取消功能團體選舉，將決定政改路線圖能否實現，以至政改困局會否出現突破。民主黨的首兩項原則，其實爭議性不大（特首可在立法會以政府動議的方式重申普選時間表，而現時的政改方案已表明提名門檻將維持於八分之一），最大的障礙在於如何處理功能組別。
但是功能組別的存廢，牽涉的並非是簡單議席增減，而是我們能否改變多年來的「商界霸權」（business hegemony），為重建特區管治秩序走出重要一步。
北京與資本家的「不神聖同盟」
殖民地以來，商界精英作為港英政府的管治盟友，一直對政府政策享有極大發言權。但工商界能夠真正建立在香港管治的霸權地位，卻始於1980年代的中英談判。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錄，記載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1983年，許家屯被調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負責處理收回香港的工作。到任後3個月，許家屯返回北京向中央領導人進行匯報，指出香港社會人心不穩，商人逐步撤資、民眾移民成風。許家屯認為，要穩定局面，關鍵是要確保香港經濟繁榮，而首要工作是要把大資本家穩定下來，於是提出了「拖住英資；穩住華資；團結僑資、台資；爭取外資；壯大中資」的工作方針。
穩定、爭取、拉攏資本家，自始成為北京對港政策的核心原則，不但主導了過渡時期至今的統戰工作，也成為中央設計回歸後香港政治體制的主要考慮：學者張炳良及黃志偉的研究便顯示，自過渡時期以來，北京一直透過各種渠道全方位統戰工商界，港區人大、港區政協、基本法草委、基本法諮委、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等中方機構，商界都佔有近半席位；整個特區的政治體制，更加透過特首選委會、立法會的功能團體議席，為資本家預設制度化的權力平台。
北京全力拉攏資本家，不但出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考慮，也與政制民主化的爭議有關。89年六四事件，導致了民主派與中央決裂，香港的民主運動從此走上「民主抗共」的道路，大大加深了北京對民主化的疑慮。政治立場保守的資本家，遂一躍而為中央最可靠的政治盟友，兩者結成「不神聖同盟」（unholy alliance），合力維持對香港政局的控制權。
工商界騎劫 政府自主能力大降
有關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研究早已指出，在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政府要有效推動政策，固然必須取得商界的配合及支持；但假如任憑商界勢力坐大、以至反客為主支配政府決策過程，卻會損害政權自主性（state autonomy），令政府政策被特殊利益劫持、無法再有效平衡不同階層的訴求，最終只會造成管治不穩。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資本家多年來乘覑政治東風，建立了在特區管治的霸權地位，已經嚴重衝擊到特區政府的自主性，令行政主導體制明存實亡。回歸以來，在「商界霸權」的影響下，任何政策如果觸動資本家利益，總是難以出台，或者阻力重重（例如最低工資、公平競爭法等）。相比起殖民地時代，現時特區政府不但再難以有效駕馭資本家，商界利益更往往反過來騎劫了政府決策，形成「不平衡的政商關係」（lopsided state-business relations）。回歸後行政主導落空、階級矛盾日增、官商勾結指控不斷，正是「商界霸權」下必然衍生的政治後果。
過渡時期，香港政局不穩，北京覑力拉攏資本家，以確保經濟及社會穩定，也許無可厚非。但時移世易，回歸後香港政局及社會大致保持穩定，中央政府亦願意提出普選時間表、以較務實的手法處理港人的民主訴求，在這樣的形勢下，到底還有什麼基礎去延續現時傾斜資本家的對港政策？如果商界在未來的政制繼續享有霸權、以至直達中央的地位，特首又如何能夠落實行政主導？特區政府施政備受工商界掣肘，又怎會有能力調和階級矛盾、平衡社會利益？
中央應改變對港政策方針
現時各界對政改方案的討論，正逐步集中於功能組別的存廢。但其實我們更應該把議程進一步聚焦，透過團結民主派及公民社會力量，爭取終結商界的政治霸權。事實上，香港要建立直正的民主政制，中央政府始終有必要調整對港政策，改變一直以來的對工商界的過度傾斜，否則北京一直念茲在茲的行政主導、有效管治，也永遠只能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而香港資本主義體制的可持續性及穩定性，也會因為階級權力失衡、財富分配不公而受到衝擊。
爭取逐步減少功能組別、以至確保未來立法會普選合乎普及而平等的原則，將是建立政改路線圖、推進政制共識的關鍵，也是打破「商界霸權」、重構特區管治的開端。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延伸閱讀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 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 1993)
Anthony B. L. Cheung and Wong Paul C. W. （2004）,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Asian Survey, Volume 44, Number 6, November / December 2004) page 874 - 894
So, Alvin Y. (2000), Hong Kong's Problematic Democratic Transition: Power Dependency or Business Hegemon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59, Number 2, May 2000）page 359 -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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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需要大部分的市民的支持，才能發揮正面的管理效率。功能組別正是令大部分民意無法透過體制本身傳達給政府的元兇，怎可能留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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