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二代獲103公職 學者：諮詢機構恐淪「交際委員會」
【明報專訊】年初政府委任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被外界批評招攬多名名人後代，令中策組淪為政治酬庸工具。本報透過政府網頁，翻查所有政府委任的法定及諮詢組織名單，發現在約3600項公職中，富豪二代一共被委任了103人次。當中大興紡織陳元鉅家族及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家族最受重用，前者一對兒子共獲9個公職，後者則有6個，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長子李澤鉅則獲委4項公職。
本報亦發現，有諮詢委員會出現「弟承兄業」等世襲情况。有學者批評政府把諮詢機構視為「交際委員會」（見另稿）。明報記者
陳元鉅李國寶家族最受「重用」
根據民政事務局資料，全港共有384個法定及諮詢組織，共委任了超過3600人次擔任成員。本報翻查所有法定及諮詢組織委任名單，統計富豪二代或政壇名人之後獲委任的次數，發現一共有103次。
當中，最受政府「重用」的家族是大興紡織創辦人陳元鉅，兩名兒子陳鎮仁及陳仲尼，合共擔任9個公職，當中不乏具影響力的機構如生產力促進局主席、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等（見圖） 。
第二受重用家族則是東亞李國寶家族，兩子李民斌及李民橋共獲委6項公職。
香港首富李嘉誠的長子李澤鉅亦擔任多項公職，除是策略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外，亦擔任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
「電梯大王」子同任城大浸大校董
若以個人計算，陳仲尼、全國政協委員「電梯大王」胡法光長子胡曉明及基本法草委黃保欣兒子黃友嘉齊膺「公職王」，三人分別獲委任6個公職，達到政府規定個人最多委任數目的上限。其中胡曉明擔任的職位更具一定影響力，如城大及浸大校董、中策組非全職顧問及數碼港管理公司董事等。
除了胡曉明，另有多名政商界二代「進佔」各大院校校董會，如政協施子清兒子施榮懷為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慈善家蔣震女兒蔣麗婉則是科大校董會及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等。
馬嶽：行政吸納政治手段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法定及諮詢組織一直都是政府的統戰工具，過去由富貴或傳統建制派加入，現時則由後人承繼，「這是政府一向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段」。他批評，政府委任太多工商界成員，基層代表嚴重不足，擔心他們會側重家族業界利益。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宋立功認為這批政商界第二代應向公眾交代，證明其工作能力，否則只會令諮詢組織淪為交際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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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攜政治一去不復返 用人「唯親」誤人誤己
【明報專訊】「太子黨」是內地用語，意指依仗父母輩的影響力而躋身官商要職的權貴第二代。本報今日報道，本應任人唯才的香港特區政府法定組織和諮詢架構，原來有多達103人次的委任屬權貴第二代，港版「太子黨」已隱然成形，其中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更出現「叔去侄來」、「弟退兄來」等恍如家族式壟斷的「世襲」情况。這種「近親繁殖」式委任，不單令政府偏聽，偏重權貴的意見，也反映特區的權貴在功能組別勢將淡出之際仍未夢醒，繼續迷思殖民地年代的褓抱提攜政治。
今年1月，中央政策組委任新一批42名非全職顧問，其中6人的父母在親中陣營是有頭有臉人物，當時社會已響起中策組淪為「太子黨俱樂部」的質疑。本報今天的報道，發現不單中策組有權貴第二代的足舻，政府委任法定組織及諮詢架構亦有不少富豪二代獲邀加入，合計共有103人次（部分人獲委任超過一個公職）。
政府在2004年成立、與內地關係密切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時，委員會只有3人屬於「富豪二代」，佔總人數32名不足一成，但今年初第4次委任時，「富豪二代」的人數激增至10名，佔委員會36人近三成。更離譜的是，部分委任恍如世襲，已故「船王」董浩雲之子董建成，「坐足」6年委員會後，由其侄、前特首董建華之子董立新「頂替」；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其子霍震霆當過首任委員後由其兄霍震寰「頂替」，三度被委任。
「權貴二代」並非原罪
重點在是否「任人唯才」
已有學者批評，這種委任模式令委員會淪為「交際委員會」，並有為大家族尋找內地商機延續家族利益之嫌。
「權貴二代」不是原罪，父母屬權貴不代表其子女一定是「二世祖」，更不代表他們一定是庸碌無能之輩。過去不少名人之後都青出於藍勝於藍，創出一番比父母輩更佳的成績。若這批「第二代」全都是才幹過人之士，佔去任命的大半數也不為過。問題是，獲委任的部分第二代，未見有何突出的才幹，便貴為特區政府的智囊，大眾便會問﹕其他沒有權貴父母支持的有能之士，是否也可以獲得同樣的從政或議政機會呢？
法定或諮詢組織的組成，委任程序並不透明，即使公眾對個別成員的委任存有質疑，政府總以一句「任人唯才」敷衍回應了事。若公眾對港版「太子黨」的疑慮屬實，反映特區政府的運作已出現嚴重問題。
法定或諮詢組織對社會民生有實質的影響，如大學校董肩負作育英才的重任；執法機關的諮詢委員會攸關香港的法治；有關經濟發展的組織更手握香港未來的命脈。這些組織的重任若不由有能者居之，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除了難以提升外，其對民情的掌握亦會有偏頗。我們擔心若官方組織充斥權貴二代，兼聽就變成偏聽，進而令政策易生偏差。事實上，類似失焦失準、背離社會大眾價值的政策例子近年已一再出現，例如早陣子高官竟然喊出「生果金要資產審查」，其後又弄出「超高薪委任副局長政治助理」導致民意沸騰等等。
特權階級仍未夢醒
死抱殖民地舊思維
更教人憂慮的是，權貴二代相繼獲邀進入法定或諮詢組織，反映出特區政府以至特權階級，至今仍然迷信香港的政局可以憑藉覑殖民地年代那一套﹕「官護商、商撐官」來維繫。隨覑議會的民選成分愈來愈大，而《基本法》又訂明了立法會將走向普選，特區政府已肯定不可以再單靠一批沒有民意基礎的特權階層來支撐局面。褓抱提攜政治早已一去不復返，公民社會的逐步壯大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潮，政府若然看不到這個事實，繼續迷思官商伙拍治港的一套，只會誤了社會的進程，自己亦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為市民會「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徒然增加社會的怨氣。
權貴二代亦應明白到，若要從政或議政，應從爭取民意授權入手，特別是他們有覑很多自然優勢，例如他們手握的資源實力與人脈關係均遠勝其他階層。與其想方設計去巴結權貴、等候高官的恩賜，不如盡快循正途透過參選來取得政治權力。這樣一來，沒有人能再指三道四，更能大展抱負。
1982年5、6月間，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先後會見了時任港大校長黃麗松及時任中大校長馬臨，並向他們查詢培養日後治港人才的方法。據前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憶述，馬臨回答謂，「可在學校培養」，但鄧小平不同意，認為政治人物一定要在政治鬥爭中培養，因此提出了在香港應該組織政治團體，培養政治人才。
28年過去了，鄧公這段話至今仍然很值得我們參考。商界若捨此正途，繼續期待政治賞賜，只會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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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還真是很多制度有待改善不然後患無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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