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凱迪﹕菜園村民貪得無厭？

【明報專訊】配合自11月4日起的清場行動，政府近日多次就菜園村問題發言，包括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於上月19日在本報發表的文章，以及局長鄭汝樺上月24日在立法會上的發言，主調是政府在逼遷時間表上已經留有彈性，賠償制度沒有問題，亦已經做了很多工夫「成全」集體搬遷計劃。

政府意圖把自己裝扮成公眾利益的唯一發言人，同時把菜園村民描繪成無視公眾利益的自私者。這是必須揭破的假面——菜園村民從一般市民的位置、從具體抗爭挑戰他們認為無理不公的制度，不單不是自私，而且極具公共意義。

譬如，村民對農作物賠償的不滿，邱誠武先生說：「農作物保償津貼，每戶平均8萬元；活躍耕民平均數十萬元，甚有過百萬元之數，難言虧待。農作物保償津貼，全港有標準有規矩。」現在農戶就是要用自己的個案，指明政府的所謂標準和規矩是過時的「壞標準」和「壞規矩」，也反映了政府如何蔑視本地農業。按目前的賠償制度，政府並沒有當農業是一項經濟產業，當計算賠償時，只計算點算日的農作物種類和數量，卻並沒有考慮農民重建產業的需要（就連市區重建局在賠償被逼遷的舖戶時，也會在賠償金中包括一段時間的生意損失，以及重新開業的成本）。另外，農作物賠償單位價格亦極不合理，譬如未來還有多年產出的果樹，本是農民多年心血，現在搬不動，政府只用十幾元至幾百元賠償了事，連一年的收成都抵償不了。

挑戰無理不公的制度

邱誠武先生說賠幾十萬給農戶，「難言虧待」，是帶頭看不起本地農業，誤導公眾。農民沒有了土地，沒有了紮根土地的果樹，沒有產出，拿覑幾十萬，一家老少，能食多久？

又譬如，參加菜園村重建家園計劃的村民，官員經常把焦點放在他們每戶或每人「平均」拿到多少賠償，以證政府沒有虧待村民，轉移視線伎倆玩得出神入化。村民千辛萬苦自力重建家園，以行動反抗「賠錢／上樓了事」的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逼遷政策，就是希望公眾明白，賠償不一定好東西。

賠償制度的本質是將一條幾十年的村莊強制分拆成不同部分：土地、房屋、農作物、農業設施、商業、搬遷需要，然後逐一量化為金錢，可是，賠償金加起來的同時，卻偷偷減去了生活、家庭、生計和社區。當村民決定用賠償金自己動手盡量恢復原本的生活、家庭、生計和社區時，亦無奈地見證了賠償制度的扭曲——由於土地賠償佔了總賠償金的大部分，原來生活質素相若的村民，被硬生生地分割為「有地村民」和「無地村民」。「有地村民」可以負擔每戶超過100萬的建村開支，「無地村民」的賠償則遠遠不夠，需要其他支援。這些差異，是政府講多少次「平均」也掩飾不了的。

被邱誠武先生批評為「對13萬公屋輪候冊上人士不公平」的菜園村租戶，還有「變相鼓勵……違章行為」的廠戶，他們的申訴也讓我們看到制度的隨意性。租戶要求免審查上樓，他們認為，自己因政府工程被逼遷，很難再找到像菜園村一樣便宜的生活空間，既然自己受公權力影響生活的程度較一般人大，得到較寬鬆的待遇，才算得上公平。

居民的說法並非不合理，而且提醒了我們，在九七之前，殖民政府確實容許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免審查上公屋（所謂「排第二條隊」），只是政策在九七後收緊了。至於在農地上經營的廠戶，明明是政府眼開眼閉的土地政策衍生出來的問題，是否賠償給廠戶跟鼓勵違章行為沒有關係（最新消息是，政府打算以其他名目賠償予廠戶）。若政府真有決心保護農地，不接受違反土地用途的露天貨倉，為何還容許高鐵地盤旁邊的貨倉繼續經營？

這些具體而微的挑戰，正是維護公眾利益和推動社會改良的重要動力。

筆者為菜園村支援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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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不會是有人想到「如果香港有自給自足的農業和創意、科技工業，才有能力獨立」，所以香港政府才會暗暗地在這三方面被大力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