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彧暋﹕超填鴨社會的來臨 2007年9月8日
【明報專訊】我痛恨填鴨教育，但更痛恨超填鴨社會。
福澤諭吉翻譯Compulsory Education，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強迫教育」。強迫人吃不想吃的，待他日拿去宰割，就是填鴨教育。一個會回報市民努力地做填鴨的社會，學術名稱是學歷社會，或曰：填鴨社會。
為了飯碗，我在人生的頭20年，需要背誦，更要考試。但一般人在小學四年級之後學的東西，可以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我去買菜、炒股票、追女孩，不用懂光合作用的40個原理。正如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所說，為了考上大學，我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念一些與自己生命與生活毫無關連的資料。而這個社會之所以會回報這些苦讀無謂資料學子的原因，是一個人如果能夠聽從吩咐，把人生首20年都花在背誦沒有意思的冷知識，會做這些白癡事情的人，才會成為政府治下的好市民、聽老闆吩咐的好員工。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除非是把考試作為升官發財的手段，在老師與考試局前裝傻，否則根本受不了這吸收無益資料的無謂過程而走上瘋狂的。能考上大學的，其實都不怎麼正常。而這些不怎麼正常的人，大部分都會打從心底認為自己真的很厲害。
可能我們討厭這一切填鴨教育，我們過去十年鼓勵另一些價值：愉快學習、批判思考、通識、人際技巧、溝通力、能力導向、目標為本。最重要的是：學生為本。
重視這些批判力、溝通力等「××力」的傾向，變得理所當然，而且全球追趕。日本教育社會學者本田由紀，在她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 (NTT出版2005)中引述日本最大的經營者團體1996年的報告《創造人才的育成：理想的教育改革與企業行動》中，提及日本要「追英趕美，必須放棄那種光是追求知識量的傾向，而改為訓練能以問題為本及與組織協調的人才。學校必須教育學生有為了解決問題而自行吸收相關知識的能力」，他們應該有「主體性」，會自己制定目標，會自己判斷，有責任的觀念，而且有獨創性。
可是，這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價值，牽涉的額外金錢與家長教師的心力，斷非低下階層能負擔。本田用了200頁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及分析了日本過去10年的媒體論述，提出警告：這一切改變，比現代教育所強調的價值(努力、服從) 有過之而無不及。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年前的小書《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中說，填鴨教育的好處是：大家都知道考試是遊戲的話，起碼表面上公平得很。無論家庭背景如何，是笨是聰明，不論財富多寡，他都有同樣機會去參加這個荒誕的冷知識背誦遊戲，有同樣機會去拿獎品。這是填鴨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最大分別：參加遊戲者，不論家底、財富、信仰，都有同樣機會。
可是在新制度下，家裏有錢、有文化的孩子，見多識廣，口齒伶俐，語文與通識自然跑出。我們重新回到封建社會：父母的文化與財力，也就是階級，變回決定學生成功與否的原因。跟填鴨教育制度不同，溝通力、批判力斷不能靠在會考前一兩年才臨急抱佛腳投靠補習名師打救。最夠諷刺的是，筆者當年去的補習社，正叫「現代教育」。
新的教育價值，連低下階層最後一絲希望也抹殺，也就是出現特首所講的「隔代貧困」。這一切變化，似乎能令我們擺脫填鴨教育的夢囈，但同時把我們推向一個更可怕而不可見的深淵。欲知這個「超填鴨社會」的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參考書目：
1. 本田由紀，《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超學歷社會》
2. 呂大樂，《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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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要是用那些越有社會價值的技能來衡量教育就對資源少的孩子越不公平，但是我想與其支持公平而浪費人力的制度，我會要一個能夠令孩子有公平的成長機會的制度，哪怕那是一個較為複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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