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通脹指數的修辭 價格管制的歷史   2008年1月20日

【明報專訊】身邊的親朋都說最近物價上升得很厲害，不過政府卻告訴我們本地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只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左右。3%的物價升幅，自然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豬牛肉、公共交通、電費等大部分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開支，卻似乎在訴說另一個故事。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落差？

消費物價指數的含義

瀏覽一下政府統計處簡介消費物價指數的網站，不難了解通常用來表達通脹程度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其實包括三個部分——甲類、乙類和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甲類指數包括的是平均每月開支約4000元到1.6萬元的住戶，約佔全港一半的戶數；乙類是1.6萬到2.8萬元左右的住戶，約佔全港住戶的三成；丙類是約 2.8萬到6萬元開支的住戶，約佔全港一成的戶口。其他每月開支低於4000元的住戶或高於6萬的戶口，以及所有接受綜援的住戶，則不被納入消費物價指數計算之內。換句話說，物價上升對最低和最高收入戶口的影響，並沒有從消費物價指數中反映出來。此外，就算在同一類物價指數計算中包含了的住戶，當中的低收入／開支和高收入／開支的戶口，面對的物價問題也可以是十分不一樣的。

消費物價指數是根據戶口每月消費開支項目的加權平均數來訂定，開支權數則是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獲得。由於開支模式不一樣，高、中、低收入戶口所用的權數也有所不同。簡單地說，由於富戶多住「豪宅」和使用私家車，因此丙類指數的住屋和交通項目的權數相對較高，但食品所佔的比重則較低；中等收入(乙類)住戶則在耐用物品一項的比重相對突出；低收入人士(甲類)的消費比重則集中於食品、公共交通和住屋的開支。

物價升幅的感受迥異

正如統計處的網站也指出，個人所感受的通脹程度，與統計數字所反映嚴重性並不一樣。原因是不同的住戶的開支模式可以差異甚大，而不同的個人對不同產品或服務物價升幅的主觀感受也可能不一樣。

統計處沒有強調的，是屬同一類物價指數的住戶之間的開支水平差距，最高可達萬多至3萬元，而綜合物價指數內住戶開支差距，更近6萬元之數。每月開支4000 元跟開支6萬元以上的住戶，對不同物價升幅的感受自然有異。香港最近上升最急的物價，除了黃金和樓價以外，應該是公共交通、食品和能源(例如電費)，前一類的物價上漲與高收入的住戶比較相關，不少住戶甚至可從中得益；後一類則對低收入住戶的影響較大。如果前一類物價帶動了後一類物價上升，例如樓價上升帶動了租金上漲再引至零售成本與食品物價飛升，這或可以理解為一個財富再分配的過程——財富進一步由低收入階層向高收入住戶轉移。

豬牛肉40、 50元一斤，電費公共交通費上漲一成，對丙類指數中每月開支6萬元的高收入戶來說，自然不值一提，甚至對甲類指數中開支最高(每月1.6萬元)的戶口，恐怕影響也有限。不過，對於每月開支僅4000多元的低收入戶口，40、50元一斤豬牛肉和一成的電費交通費升幅，恐怕就能吃掉他們每月開支的一個可觀的比重，而綜援戶和最低收入戶這些在消費物價指數統計之外的「多餘」戶口，要面對的壓力更不在話下。

由此或可以引伸一些讓通識科師生思考的問題：降低差餉和稅收最能減輕那一些階層所面對的通脹壓力？消費物價指數這些數字，反映的是(對誰而言的)「事實」？還是僅僅是一種「意見」(或偏見)？

面對日益嚴重的通脹問題，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這將會對低收入住戶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不過，受制於聯繁匯率，政府不能以貨幣政策(例如提高息率)來壓抑通脹；因此政府、傳媒以至各大小政黨的建議，大多集中於財政政策，例如要求減差餉減稅，或提高生果金。這些建議，依據的是一種主流經濟學的教條：認為要對付通脹，我們只有貨幣或財政政策兩種選擇。其他的方法，例如價格管制，似乎是從來不存在的。

價格管制真的無效？

為什麼不能採用價格管制？經濟學的教條會這樣回答：價格管制不僅無效，更可能產生負面的效果，包括引起或強化官僚主義、黑市買賣和貪污腐化。不過，經濟史家Hugh Rockoff的書《非常政策——美國的工資和物價管制歷史》(Drastic Measure -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2004)，卻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

Rockoff之所以有興趣開展這項研究，原意是為了說服那些信奉價格管制的人，指出他們的建議可能只是好心做壞事。不過，隨覑研究日益深入，他改變了看法，因為他發現了美國歷史上的價格管制，往往能夠產生一些正面效果。

回顧美國自殖民時代開始到1970年代的歷史，Rockoff發現，這個資本主義橋頭堡在不同年代都曾經採用過價格管制政策，其中的不少經驗，並非如經濟學教條所深信般負面，而是能夠有效地協助解決通脹問題。

Rockoff的研究並非只報喜不報憂，而要在仔細考慮了價格管制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官僚主義、降低效率和貪污腐化，系統地比較了價格管制在具體歷史脈絡中的正面和負面效用後，才得出價格管制在資本主義美國仍然有可能是功大於過的結論。

Rockoff 所指的價格管制，並非限制單一貨品或服務的提價，而主要是指凍結所有物價，或至少凍結一組十分重要的策略性物資的價格，因為這樣才能夠針對所有物價同時上升的通脹問題。他指出，雖然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都不會贊成物價管制，但對短暫的價格管制能有效地解決通脹這看法，恐怕也難以質疑，甚至是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已故經濟學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也承認短暫的價格管制對解決高通脹是有效的。Rockoff(p.5)引述了佛利民的一段說話，當中指出，阿根廷政府在1960年代面對高通脹問題時，宣布一項十分嚴格的新貨幣政策，並同時下令暫時凍結所有物價和工資。由於價格管制改變了人民認為物價會不斷上升的預期，以及切斷了預期通脹可能引起的工資上升趨勢，因此阿根廷政府這短暫的價格管制措施，確實有效地抑制了通脹，而且沒有引起失業率的上升。

道理其實很簡單，暫時性的凍結價格指令，其實等於向私人部門的價格訂定者發放出明確而有用的信息，幫助他們避免單憑主觀感覺(預期價格會不斷上升)而作出不斷更快和更大幅度地提價的羊群式決定，從而也避免了過大和過速的鐘擺效應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包括物價過高(或隨之而來的過低)所導致的經濟收縮。

香港物價訂定多壟斷

Rockoff 的結論是否適合香港，還得首先要對香港的通脹問題進行細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物價的訂定，包括上述提及的樓房、電力、公共交通、以至豬牛肉，都並非由自由市場決定的，而是帶有極強的壟斷性——政府控制的賣地方式、電力公司的專利壟斷、公共交通的特許經營、活豬牛肉的獨家批發。在這樣的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社會脈絡之下，採用行政方法來管制物價，這個為經濟學教條排拒的角度，是否真的完全不值得思考？這問題也留待追求多角度思維的通識科師生去進一步探究吧。

文﹕許寶強

編輯：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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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重點是：本來供應不足導致物價自然上漲是自然的，不過如果因為賣家知道供應不足於是自行一下子提高價錢(而不是一點一點的慢慢加)，就會帶來不良效果。

因此我認為應該最好為必需品訂立一個更完善的生產、物流及估價機制，而且生產數量必需透明，保證最低限度的人道供應，減少大幅調整價格的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