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到用時﹕流感的隱喻 —— 從停課說起 2008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作為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劈頭便說：肺結核和癌症一直以來都被隱喻化，因而變得複雜化；此書寫於30年前，到了今天，被隱喻化的疾病至少要增加一種，那就是流感 ——對了，就是疑造成4名學童死亡、導致全港小學及幼稚園突然停課兩星期的致命流感。
「大流感」的真相：美國的戰爭思維
這場流感似乎有點不尋常。特區政府起初把停課的決定權交由學校自行研判，言猶在耳，忽然宣布全港小學及幼稚園停課兩星期，停課決定在數日內一寬一緊，這就不免讓人覺得決策者有點慌亂——官方及半官方的專家一再強調，近日在本港爆發的流感只屬季節性，並無異常舻象，那就彰顯了一個疑問：如果停課決定並非出於醫學根據和考量，只是行政手段，只是突如其來的「風險管理」，那是否有點異常？算不算非常措施？當中是否存在惹人誤解的「疾病隱喻」？
「疾病隱喻」總是遠比疾病本身恐怖得多。蘇珊．桑塔格以患癌者的身分撰寫《疾病作為隱喻》，她自稱觀點在於「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就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式思考」。但這只是存活在「疾病王國」裏的子民一廂情願的想法，「疾病王國」的統治者(同時也是「健康王國」的統治者)倒另有想法，約翰．巴利(John M. Barry)的《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提出了另一個非常恐怖的「疾病隱喻」：要是不了解1918年的美國戰爭思維和體制，就無法看清當年席捲全球的「大流感」的真相。
《大流感》有一個堆砌得教人吃不消的副題——《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式事蹟》(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幸好還不致於貶損此書的可讀性，約翰．巴利翻查大量歷史文獻，發現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極可能發源於美國堪薩斯州哈瑟克郡 (Haskell)，傳入附近的福士敦(Funston)軍營後，才散播全國乃至全世界。當時美國的政治背景是這樣的：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宣布連串戰時狀態的白色恐怖措施——郵局有權檢查出版物，只要判定內容「不積極支持參戰」，可拒絕遞送；政府嚴格監控「不愛國言論」，任何人批評政府的參戰決定，可被判監不多於20年——正是如此白色恐怖的行政命令，導致大流感一發不可收拾。
恐怖的後遺症：刪除集體記憶
福士敦軍營在1917年4月美國對德宣戰後匆匆建造，可容納65,000人，1918年3月4日，營內一名士兵患流感，三星期內逾千人住院，最後導致38人死亡，死亡率遠遠高於一般流感，但費城衛生當局仍聲稱「疫情受到控制」，那是因為9月28日要舉行費城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以推銷聯邦政府的戰爭公債；而軍方仍繼續調動軍隊及軍備，積極運送大批新兵赴歐洲戰場。
一場沒有及時遏止的大流感因此在全球爆發，全球死亡人數約為2000萬人，有史家甚至估計有5000萬到1億人喪生。在美國，自1918年9月起的10個月內，流感與肺炎併發症造成的死亡人數，至少有675,000人，殺傷力尤甚於戰爭。更恐怖的是，有病理學家指出：1918年大流感源自一種禽流感的H1N1病毒，1919年以後，數度侵襲世界的A型流感病毒，都是其後代，遺禍之深遠，莫過於此了。
另一本研究大流感的專著——歌娜達(Gina Kolata)的《流感：1918大流感及致命病毒之發現》(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揭示了另一個「疾病隱喻」：突然消失的記憶——當年一些軍醫對大流感的回憶錄被刪掉了，而德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哥士比(Aldfre W. Crosby)翻查了大量文獻，發現一個比大流感更恐怖的後遺症：這場殺人無數的大疫症已經從報紙、雜誌、教科書以及集體記憶中被移除了。
邪惡等同「非我族類」
集體失憶是為了避免恐慌嗎？還是別有內情？不要以為刪除歷史記憶只是共產國家的伎倆，原來民主大國亦精於此道。其實「疾病隱喻」一直都包含了泛政治化的本質，蘇珊．桑塔格在《愛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有此說法：
「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French pox)，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對佛羅倫斯人來說，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hness)，對日本人來說，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
她認為，這類貌似沙文主義的玩笑，正是把對於疾病的想像聯繫到對於異邦的想像，還隱含覑某些邪惡概全——把邪惡等同於「非我族類」(non-us)。據此，1918年的奪命大流感當然也是邪惡的，也是「非我」的。
此所以極可能源自美國的、殺人如麻的大流感被稱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彷彿西班牙就是邪惡之源，美國人更提出源於中國的假說，歌娜達不加求證而照樣引述，而華盛頓郵報記者大衛布朗(David Brown)在《殺人病菌》(Killer Virus)一書說﹕一些專家相信，大流感病菌是從中國傳播出去的。這些籠統的提法大多出於假想——假想的敵人，假想的邪惡，假想的恐怖，假想的「非我族類」，正是另一種包含了「疾病隱喻」的「恐怖主義」。
「影響，就是流感」
疾病還有別的隱喻，奧登(W. H. Auden)在《羅馬之秋》(The Fall of Rome，也有譯為《羅馬衰亡》)最後兩段，將1918年大流感用作詩的隱喻：
Unendowed with wealth or pity,／Little birds with scarlet legs,／Sitting on their speckled eggs,／Eye each flu-infected city.
Altogether elsewhere, vast／Herds of reindeer move across／Miles and miles of golden moss,／Silently and very fast.
這詩寫得聲色動人，真是一場華麗的荒涼，疾病文學隱喻彷彿要比政治隱喻要討好得多，也富於啟發和教誨得多。我們不會忘記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 (Guillaume Apollinaire)1918年死於大流感，才38歲；也記得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說：「影響，就是流感」(influence is influenza)；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倒不希望見到奧登詩所描繪的「華麗的荒涼」，更不希望見到流感變成「影響的焦慮」——如果這焦慮源自1997 年的禽流感或2003年的SARS，因而演變成政治的或行政的「疾病隱喻」的話。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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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次停課的真相，並不是政治考量，而是因為有幾成的小孩的父母無能力及時發現小孩有感染流感跡象而不讓他們回校的話，那麼香港的家庭質素已經判了香港死刑。我不是說父親的質素，而且家庭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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