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岩上Mytv睇返蒲松齡大結局.......真係做得好好,搞到我都想睇下蒲松齡先生的作品-聊齋誌異
睇下佢的一生先...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淄博市）蒲家莊人。他生長在書香繼世的家庭，自幼跟隨父親讀書，聰明好學，十九歲參加縣、府、道三級進學考試，以三個第一名考取秀才。但僅此一次，以後到省城濟南去考舉人，多次都未考取，直到七十二歲才得到個「
歲貢生」的安慰性功名，四年後就去世了，所以一生懷才不遇。
不過，蒲松齡的這種不幸，正是文學史的大幸，如果他考中舉人、進士，做了高官，就顧不上寫鬼寫妖；即便寫些談狐說鬼的傳說，也決不是被他稱作「孤憤之書」的《聊齋誌異》。
蒲家雖幾代人讀書，卻沒有取得顯赫的功名富貴，到蒲松齡時，家境已很艱難。他考不上去，做官無望，只好靠教書維持一家人生計。大約從二十四、五歲起就在官紳人家坐館教書，七十歲才撤館回家終老。
在他三十歲時，曾應同鄉進士孫蕙的邀請，到江蘇寶應為這位知縣做了一年幕賓（即祕書）。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遠遊。時間雖不很長，卻得以熟悉江南的風光和習俗，了解官府衙門的內情；由於孫蕙蓄養歌舞伎，蒲松齡也得以接觸思想比較開放的青年女性。凡此種種，對他創作《聊齋》，塑造大膽追求愛情的花妖狐魅形象大有裨益。
蒲松齡自幼接受儒學教育，自稱是「仲尼之徒」，一生以儒家思想為主導。這首先表現為他積極進取的處世態度，具有很強的功名心和事業心。他應科舉考試大半生，屢敗屢考，就是因為熱心於「立名當世」，想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
他孜孜不倦地蒐集民間傳說、創作大量傳情和諷諭小說，也是熱心世事的表現。如果他像佛家或道家那樣消極避世，就不會有《聊齋》的寫作。蒲松齡是把寫《聊齋》作為另一種千秋大業來完成的。因此，儘管這對考取功名有所妨礙而無助益，他仍不聽從朋輩勸阻，始終堅持不懈。
蒲松齡的政治理想是孔子和孟子提倡的仁政，其道德觀念也是儒家倡導的忠孝節義。而他生活的時代官貪吏虐，世風澆薄，這是他深為痛恨的。他針對現實，撰寫《循良政要》一文，提出為官要重視訪察民情、制止衙役下鄉擾民、打擊欺壓百姓的惡霸、判案不牽連無辜等項主張，把愛民利民具體化。
仁政思想是他在《聊齋》中揭露黑暗官場、抨擊贓官酷吏的指導思想，而儒家的道德觀念則是他諷諭世態人情的標的和準繩。當然，蒲松齡也接受了儒家思想中一些消極因素(如天命觀和上下尊卑的等級觀念)，並將這些因素帶進作品（如《祿數》昭示「天祿」有定；《妾擊賊》、《邵女》宣揚作妾要「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甘受大婦凌辱之類），從而構成《聊齋》思想的某些局限。
蒲松齡在給《聊齋》寫的序中說他自己「雅愛
搜神 」、「喜人談鬼」，不僅愛聽異聞傳說，而且聽到就寫下來，久而久之，以此聞名，人們竟從遠處用郵筒寄來狐鬼故事，為他提供寫作題材。他在三十歲去江蘇寶應的路上作的詩中也有「途中寂寞姑言鬼」的詩句。
清代人記載一則傳聞：蒲松齡為創作《聊齋》，在路邊鋪上蓆墊，備好煙茶，央請過路人為他講奇聞異事，長達二十餘寒暑。這對以教書糊口的蒲松齡來說雖不可能，但很能反映其廣泛搜集民間傳說的精神，這也正是《聊齋》創作的重要基礎。
《聊齋》雖是在搜奇抉怪基礎上寫成，也有一部分是民間傳聞的簡單記錄。但其大量代表性作品卻是蒲松齡的藝術創造。作者對異聞傳說大力改造、發展和加工，不僅常使篇幅增長數倍，主題、品格、面貌也煥然一新，成為富於美感的小說精品，原來的傳聞大多只具題材和本事的意義。這是《聊齋》創作的巨大成功，也是文人充分發揮創造才能所結的碩果。正是民間傳說的基礎與文人創造的結合，使《聊齋》超越魏晉南北朝以來多不勝計的志怪書，達到文言小說的藝術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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