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科学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了“581组”，作为地球物理所的二部，由院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裴丽生直接领导。

高空火箭和卫星探测涉及学科众多，581组几乎每周都要开一、二次会议，各有关研究所的科技骨干和所长、党委书记参加，裴丽生经常参加会议讨论， 认真记笔记，及时指示院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协同解决实际问题。在各有关研究所夜以继日通力合作下，苦干两个月，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载有多种高空 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 

 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领导上确定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挂帅，五院指定梁守盘主任负责联系，与靶场挂勾问题由五院刘秉彦副院长负责，力争1959年第四季度发射成功。

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为此，除研究试制运载火箭及各种高空气象探测仪器、地面接收 

 系统外，还在安徽广德县的无人山谷中建立探空火箭试验场。1960年7月和9月，在试验场作过若干批次火箭发射试验，裴丽生曾亲赴现场视察。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中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在裴丽生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每次由一位专家 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 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就让科学家 

 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上与搞导弹是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技术基本上是一回事。苏联、美国的 卫星上天，表面上是民用，实际上主要目的还是军用。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火箭进行过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讯和测控、卫星本 体温度控制等各种问题。座谈会延续三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

1964年12月，赵九章在全国人大三届 

 一 次会议期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已基本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央采取措施，争取在建国20周年发射。1965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 会议决定将人造地球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中国科学院为技术抓总和卫星本体研制单位。专委还责成国防科委组织协调，由中国科学院在十月份向专委提出具体 安排报告。科学院党组立即行动，在张劲夫统一领导下，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他召集地球物理、力学、自动化、数学、电子学、计算技术等研究所 

 参 加会议。经过认真深入的讨论，于7月1日向中央专委呈送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具体阐述了发射人造卫星在政治、国防和 科学技术方面的目的和意义，建议我国十年内着重发展以军用卫星为主的应用卫星系列，结合进行空间科学控测；军用卫星中又以侦察卫星为主，其次是气象卫星、 导弹预警卫星、通讯卫星、生物卫星和载人飞船。报告并提出，请国防科委设立专门机构，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卫星设计 

 院，在国内建立必要的地面观测网，并在今后有条件时，在海外设立观测站等重要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并原则批准了有关建议。

8月17日，裴丽生主持召开中国科学院落实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示的会议，决定在组织领导方面，院内先成立三个机构：以谷羽为组长，杨刚毅、赵 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以赵九章为组长，郭永怀、王大珩、杨嘉墀为副组长的总体设计组；以陆绶观为主任的办公室。并要求总体设计组和办公室在9 月15日以前完成以下工作：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后向院党委汇报； 

 草拟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方案；提出院内、院外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方案；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及今后一系列卫星研制所需的组织措施和条件保证；草拟卫星设计院的组织方案等。

1973年1月，科学院革命委员会通知裴丽生，可以开始工作，具体任务是分管科协。5月，他正准备接待美国科学院代表团和到芜湖参加学术会议时，忽然又被停止工作，一拖就是二年。1975年到科学院图书馆担任顾问，不久受命组织检查组，到研究所检查工作。旋 

 即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检查组工作亦未始即终。

“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1977年11月，裴丽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协副主席，主持中国科协的工作，以后又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党组成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国家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年动乱中，中国科协是被彻底砸烂的单位，队伍被遣散，房子被占去，办公设备和文件资料荡然无存。裴丽生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经过反复奔波，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接着，他组织起一个恢复中国科协的筹备小组，依 

 托 这个班子，并且经常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务院和有关领导部门办理各种手续。1978年4月，由国家科委发出的《关于全国科协当前工作和机构编制的请示报告》 获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指示中国科协恢复后，主要抓“恢复和建立各专门学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六项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科协设立了工作机构，有了 编制和经费，终于可以工作了。

1977年12月，裴丽生亲自参与组织了在天津召开的中国金属学会等5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科协恢复后的第一个重大举动，是在科技 

 工 作者中影响巨大的一次盛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被压抑的生命之火，象岩浆一样爆发出来了，凡是接到通知的，几乎没有不到会的。科学家见 面之后，那种劫后重逢的动人情景，简直难以形容。他们感谢科协做了一件好事。会议的学术探讨气氛也极好。裴丽生对长期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老专家做了细致的 工作，使持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友好相处。在天津五学会活动的带动下，到1977年底，中国科协所属全国性学会，有23个相继恢复了活动 

 。1978年1月，裴丽生与有关领导商量后，召开了各个学会的理事长会议，各学会理事长全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此全国性学会的学术活动全面恢复了。会议结束时，由新华社发表了各学会及理事长的名单。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政策落实。

1978年，裴丽生在普遍促进全国性学会恢复的工作中，重点抓了5个大的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以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第一次对“农业学大寨”提出质疑，指出了大寨在农业耕作上一些违反科学的问题，在国内引起 

 强 烈的反响；在庐山召开的物理学会学术讨论会，美籍华裔学者杨振宁、林家翘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会议，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有外籍学者出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精神以及率先开展学术活动的10个学会带动下，1979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更呈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之势，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首创性的见解与倡议， 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采纳。为全面恢复学术活动，并提高学会地位，由裴丽生提议，1981年春节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中国科协所属的各全国性学会的 学术会议。此举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办好学会的积 

 极性和荣誉感。“文革”以前，全国性学会44个，中国科协“二大”以前，已经发展到106个，除恢复原有学会外，新成立学会62个。

他非常尊重科学家。在周培源代理中国科协主席后，裴丽生经常上门向周老请示汇报工作，倾听周老的指示和意见。为了多听听科学家对某项工作的看法和 意见，而又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裴丽生常常利用节假日或利用晚上登门拜访。有时科学家之间对某个问题产生意见分歧，如某学会该不该加入科协，某件工作该 不该由科协来做等，裴丽生总是耐心听取和尊重各方意见，采取讨论办 

 法，让科学家自己决定。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科学家见面、座谈，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与呼声，据此改进工作，或向党政领导反映。

科协组织恢复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年动乱中有相当多的冤假错案，也有许多生活待遇不公、工作安排不当的问题。裴丽生接到反映此类情况的 信件时，都立即批示有关职能部门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一件一件地加以落实，有的还直接反映给省市党政领导。如著名柑桔专家曾勉的政策落实问题，连续抓了几 年 

 才见到成效。开拓科技咨询服务事业

1979 年，中国科协的许多重要学术活动都是紧密围绕四化建设开展的。在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中国水利学会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学术讨论会等活动中，都提出 了许多重要建议。上海市科协组织专家对宝山钢铁厂原料堆场的地基问题也提出了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成为当代中国科技咨询事业的 发端。裴丽生对此反映敏感，及时抓住不放。在他的积极提倡下，中国科协及一些 

 学 会和一些省市科协都把科技咨询服务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特别是以华罗庚教授为首的多学科专家，对安徽省皖西自然资源和两淮煤炭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举行了综合 考察，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开发建议。中国科协把这次考察活动专题报告了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科技咨询服务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科技部门走向社会化 的一种形式。1980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了科技咨询服务部。

当时，科技咨询的开展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协能不能以经济办法开展工作，如 

 何 收费？对参与咨询工作的科技人员应否给予适当的报酬？在中国科协内，看法截然不同，有人主张接受报酬，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另一个是，科协是群众团体，不象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那样，拥有大量科技人员和必要设备，如何开展工作？裴丽生以一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指出科协系统开展科技咨询工作，除依 靠少量的专职工作人员外，主要依靠它所属的全国性学会和省市学会等，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各单位科技人员的潜在力量。并认为科技咨询的着 

 眼 点是服务，收取一定的咨询费用也是应该的。这不仅有利于咨询服务工作的开展，也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经与财政部协商，共同制订了《科协系统及所属 学术团体科技咨询服务收费的暂行规定》。1983年，中国科协成立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裴丽生、华罗庚为总顾问，由二十多位各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的中心委员 会进行领导。科协系统的咨询服务工作此后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发挥余热

1983年，77岁的裴丽生在多次请求后被批 

 准 离休。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接替裴丽生的工作。1986年6月17日，中国科协召开了二届四次全委会会议，裴丽生就科协二届全委会为即将召开 的中国科协三大所提供的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中国科协章程的修改作了说明。这是他在中国科协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总结发言。在当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他被新当选的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们一致选举为中国科协荣誉委员。退居二线后，他依然对中国科协的事业非常关心。中国科协办的中国农业函授大学 和 

 中国科技报研究会聘他担任名誉校长和名誉理事长职务。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予以支持。

1983年，裴丽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协科技组组长。1990年7月，又被伍修权、陆定一同志推荐，并经120多位老同志同意，担任了中国老 区建设促进会会长。1992年12月辞去会长职务，留任老区促进会顾问及中国老区专著编委会主任。当时他已经86岁，但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继续在为 中国的科技事业和老区建设事业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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