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开始过着清淡的日子，不过已经开始学藏语了，很正式的那种。还蛮有感觉的，不管是说还是写。教藏语的老师是大我几岁的普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正式的编制是在机关，大概公务员的生活实在枯燥，于是在语言学校兼职，嫌不够，还自己找地方免费办小班，把自己的时间全部填满。在外这么久，我也是不怕生的那种，于是很快我们便熟络了，不仅熟，还是见面就抬杠那种。他的汉语说得很好，虽然急了还是会有谓语、宾语颠倒的情况，每到那时候，我就觉得抓到了他的把柄，又可以嘲笑一番了。不过打小喜欢听相声的普丹损起人来真是会让人气得直跺脚，而且我现在虽然有些话痨了，但那和伶牙俐齿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一般人看到他肯定会觉得这人挺书生气的，但是千万不要被他的斯文外表所蒙骗了，蔫儿坏说的就是这种人。不过这样的人通常洞察力不错，对待朋友挺好的，人际关系自然也不错。

曾经有一次和他有点事，在Mandala餐厅见到了他的一些同事，或者用前辈更好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有些收敛，和他们相比，他身上倒是少了些藏族人的豪放直接，过于秀气内敛了。那帮前辈让我不要介意他们说话的肆无忌惮，其实没什么的，我早就习惯藏族人的行事和说话方式，后来我对他们的判断也得到了普丹的认同，但是却让我心里有一些疑问。恬不知耻地说，事实上我一直在想一些关于民族文化交融的问题，尤其在这个敏感特殊的地方，或者可以再上升一点，到“文明”的高度。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互相影响，但总体上是由物质基础决定这种影响力的予和受。然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影响力真的使人类社会的文明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吗？发达国家的文明优于落后国家的文明，大汉族文明优于各少数民族的文明，是这样么？就像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在我们小时候会互相攀比孩子成绩，等我们大了，就要比孩子在哪个城市工作，月薪多少，再过几年大概就是房子多大，车子是什么级别的了，却少有人关心孩子做的事情到底于己、于这个生存的空间有什么意义。说到底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较成熟完善的价值观体系，然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很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都被当作糟粕遗弃了。胡紫薇的那段“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的言论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其实，是不是大国无所谓，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必然是不稳固的，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所幸，我一直觉得我生存的有限空间内，人和人之间要纯粹得多，那存在于日喀则阿佳自家酿的青稞酒里，转经道上老人友善的笑容里，纳木错边送我戒指的牧民姑娘清澈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