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習明史，發現大部份史學家都認為明亡於流寇，而流寇則起於兼併。很公式化的中式歷史進程，不過為甚麼當時新興的工業（主要是手工業）卻不能吸納這些剩餘人口，為甚麼當國家財政出現各種問題的時候，明政府依然不會擴大任何稅項或者節流措施，為甚麼紫禁城內二三十萬人僅僅每年花去二百萬兩白銀（看起來也許很多，但在平均後以明朝的物價來看也只不過是一個相對體面的個人開支，而且這些開支還包括了一切儀式性開支，例如每年的春秋大祭、內宮賞賜，以至非經常性開支如大婚、冊封等等），言官也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要求皇帝節儉以作為天下表率；為甚麼理論上應該權傾天下的皇帝卻往往被內閣大學士架空，為甚麼史學家們強調明朝士人著重氣節的同時，明亡時的「清流」卻大部份都集體降清……一切一切，看上去倒是真的很像一場騙局。也許周樹人所指的仁義道德，指的就是這個時代吧。

把史學家的評價全部丟開後再看看剩下來的資料，倒是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狀況：當皇帝每每責罰某個言官時，「清流議論」總是會認同言官而反對皇帝，不論那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在散亂的資料中找到一段很有趣的資料：風聞言事（就是把聽到的謠言作為證據入罪），言者無罪。至於風聞是否確切，是否真實，從來都不是需要計較的事。而具體的謠言製造方式，在同期的文學家馮夢龍著作智囊亦可見一斑：首先透過士人的議論傳入百姓當中，再利用當時極普遍的茶館作為謠言的散播地方，接著就是言官把各地聽到的消息加上自己的想法寫一份奏摺交給皇帝。司禮監、內閣批紅駁斥，就能夠成就言官的名聲；如果詳查，無論結果，言官都是有功。文學家認為明朝是中國小說的發展期和成熟期，在我看來，與言官這種特權階層倒是不無關係。也許在一方面在促進了中國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利用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益以及國家人才作為代價，並且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用來成就了他們的風骨。

當政治體制把爭論合法化，但同時又缺乏一個正確判斷的準則時，這種悲劇倒是以一種完美的方式再次演繹。看著這些已經成為儀式的遊行，與及已經變為僵化的意見，還有已經形同迷失的人群，我倒是很有一種冷眼旁觀的欲望：秀才共事，勝則貪天之功，敗則推人之過，也許，這個時代，這些認為自己擁有獨立思想卻在人群或者人聲中迷失的人，與那個時代的秀才相比更是不如。每次看到遊行中那些人的眼神，我都會對自己要求：不要做這種幫凶，在自以為理想當中迷失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