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我對於當前時事的看法，我只是說了一句：我很早前已經避世了。
不出所料，一場洗腦式宣傳開始，最後的結語仍然是：其他人都支持的事情，為何你總是反對呢？
好吧，多一個被輿論洗腦的人了。當我認為事已完結時，冷不防對方劈口一句：既然你支持政府，那麼我們絕交吧！
呵呵呵呵呵呵呵，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是在哪裏學到的？
對我而言，今天的局面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已經預見：由恐怕或抗拒共產主義的名義開始，回流教師拚命的美化曾經的英治時代。適逢九七金融風暴、八萬五建屋目標同時出現，令中產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心理上的）下降。本來這問題沒那麼嚴重，只不過是一群富人眼中的窮人，窮人眼中的富人散發一些其他社會階層體會不到的怨氣，當經濟上行後，這些人會忘記了當初的怨氣，有些更會為經濟上行而鼓舞。然而不幸的是，當年的教師是中產其中一群，更可怕的是，這些人是最為活躍的中產群體之一。由於職業慣性，接收怨念的大多數是同事和學生。其中，同事的交流會令怨氣不斷加深加強，而學生由於生活經驗不足，過早扼殺了獨立的思想空間，慢慢地透過老師及同學被同化。這些學生可能不是太多，但在那些教師退休前同化出的學生以及學生在社會同化同事的人數，總數其實很可觀。
當然，如果只是透過回流人才傳播恐共思想，其實效率可能很可觀，然而效益其實不太理想，因為人會因為各自的際遇慢慢地把一些思想改變。只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理論上應該保持中立客觀的傳媒透過自身掌控訊息的優勢傳播各自的立場，而且愈來愈僵化。當這種簡單的劃分模式形成一種習慣後，各種立場的支持者很容易在代表的傳媒當中得到支持觀點穩固、傳播自己的思想。但是這些立場當中，中立是不存在的，表面上包裝為中立的傳媒，只不過是偽裝為中立的溫和派。真正的中立派在哪裏？由於這些被所有陣營討厭的人對任何一種思想都無法完全認同及完全反對，這些人早已被杯葛至沒有生存空間。
如果說這些外在條件只是一種緩慢的改變，為獲得選票支持而選擇被動或主動以各種口號詆譭政府、以破壞議會規則甚至以踩界的武力博取支持更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因為這些做法表達一種訊息：「如果政府不做到我的要求，政府就不值得尊重；如果規定阻礙了我的想法，規定就不應該遵守。至於後果？真對不起，如果政府做到我的要求，我何必要用這些方式表達訴求？我也不想，是政府的錯。」當這些訊息愈來愈充斥在各種媒體，對反對派形成一種議會共識時，想像一下，政府可以落實甚麼政策？沒有政策落實的結果是政府無能，然後競選口號和示威口號會再次循環下去。政府無法對問題快速反應，更會加劇了在經濟低迷下的民怨，民怨又會強化各種問題。不過只要解決經濟問題，小部份人的怨言有時可以視為一種點綴。
如果說，夠在議會效率低下時有另一個完全可以代替議會最主要功能的機構存在，這問題也可能有些舒緩的機會。但是，香港不具有這種條件。而且，反對派用拉布令這個更加問題惡化。更不幸的是，掌控話語權的是反對派，因此反對派可以用各種對自己有利的言論扼殺政府的說話。
倘若有一個精通中式政治的人（必須是中式政治，因為無論哪個時代，中式政治都是以統一穩定為大前提，西式政治對統一穩定的想法是：如果阻礙了民主，它就不應該存在）和一個經濟學家合作，仍然可以用三五年時間解決問題。然而不斷交替出現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令解決成為幻想，愈來愈多問題壓抑下，透過一系列有意或無意人為催化，在死循環中加強。
佔中一個主要的改變是：西式的法治思想與中式的法不責眾兩種思想角力中，中式的法不責眾勝出了。在法家統治下，這是一種幸福；在法治思想上，那是一種足以令法治崩潰的咀咒。因為法不責眾意味了只要人數達到一定程度，法律就不再有實行的可能性。無怪乎佔中後，反對派可以用各種違法手段宣傳自己的主張。我彷彿在現在的香港看到另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文化大革命也是由一張張大字報開始。
我不會奇怪，這些抗拒共產主義的人最終促使中國政府以他們所抗拒的方式進行管治。這也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當抗拒一種社會狀況而為此努力，客觀的現實上會距離它愈近。
讓連儂牆在香港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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