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發覺這個世界的所謂「西方文化」很霸道也很荒唐。
這個文化的核心思想有種很浪漫主義化的想法：「縱使兩種不同的文化（或人物環境）擁有完全不同且無法吻合的價值觀，一方在不改變自己觀念的大前提下可以透過自己的價值觀積極與異種文化交流」，這種方式在西方文化中被稱為「理性主義」。看似沒有問題，但作為一個觀念的承受者倒不盡是旁觀者所謂的沒有問題，因為觀念一旦發生衝突，西方文化會以自己的一套凌駕於對方的一套並且以自己的觀念評價對方。從馬可勃羅開始，這種可笑的情況從來沒有改變。當西方文化處於貧乏、喪失自我的時間之中，會傾向把一切他者作為以自身觀念進行美化和重組；當自身處於充份的自我認同感時，會傾向把一切他者作為一種不可救藥的存在物。那種所謂的「道德典範」和「道德威脅」，似乎從來沒有被消弭過，只不過口號由「地上的天堂」、「理性的典範」轉為「威脅上帝」、「漠視人權」。而他者的象徵物一直都是「西方文化」所認為的「東方」：美好象徵由波斯、中國到現在的西藏，而邪惡象徵由印度、回教世界到現在的中國。
從這方面來看，可以知道西方人認為西藏不屬於中國並不是偶然的。除了在政治上孤立這個「有可能成為敵人的他者」外，在感情上亦不能夠認同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本來，所謂邪惡象徵的哥革、瑪各和美好象徵的新耶路撒冷雖然在同一片土地上，但雙方都為自己的想法鬥爭，不可能和平共存，更不可能「在一個以邪惡為代表的外殼下共生」。在耶穌會會士的穿鑿附會下，瑪各變了蒙古，而哥革就是「地獄在世上的代表」。無論如何，啟示錄從來就不是真實的記述，而是所謂的「神示」：這種說法最有趣的是，文字可以在不變的情況下改變涵蓋的內容。反正那些名稱只是代表，而所存在的感情因素也只不過衍生於虛幻的幻想，縱使在虛幻當中是擁有真實的情感。
所以那些敵視他者象徵物的行為變得可以理解。從義和團、傅滿州、黃禍到紅禍、中國威脅，無一不在證明這些他者是一種危害。這些「危害」層出不窮：可以是政治、心理上的，也可以是觀念、道德上的，甚至是虛構的，但是卻從來沒有質疑，這些能夠在群眾中站得住腳的東西到底有多少是真正能夠發生，也沒有質疑，這種集體被害妄想症到底為甚麼能夠發生。記得的也許只是「一百年，這個民族在獲得我們的技術後，會讓我們嘗到恍如地震的慘敗」－－這是鴉片戰爭時，英國一位有遠見的議員所發表的觀點。可是這些被害妄想症患者卻忘記，到底是甚麼原因讓對方產生這種強烈的不滿。歸根究底，這是一種惡人先告狀而已。所謂的「傅滿州」，只不過是一套以中國人為反派主角的小說影射唐人街「是中國式犯罪的溫床」；所謂的「黃禍」，是指在中國的外國私自劃定勢力裏，中國人被視為二等公民的反抗；所謂的「紅禍」，是冷戰思維的產物；而所謂的「中國威脅」，是西方社會的一大忌諱，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會破壞西方（特別是美國）在亞洲稱霸的得益，因此西方世界需要為保持霸權努力，而努力的方式就是以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干涉內政。當然表面上會以所謂的人權、貿易等等作為干涉口號，但實際上手法沒有變化。
還是收點火氣吧，畢竟集體被害妄想症和白化病患者都不見得具備抽離思維的能力。
與某位朋友討論人生。對方的看法是璀璨耀目才能不負於生命，不過我對他的看法很有保留。對我來說，能夠堅持至最後，才是值得稱道的事。花瓣散落也許很美，但對於花朵本身來說，這種美只不過能夠博取一剎那的目光。如果能夠像松竹梅一樣屹立於風霜之中，也許比不上花瓣散落那麼壯麗，但生命的深度和廣度會擴闊。這樣，才能夠對得起生命的賜予。
在死亡的風霜下，這些花兒會更美麗。也許這是對自己「命不久矣」的反思吧，不過這種反思有種淡淡的哀傷。雖然在我的目光看來只是到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身份旅行，但有些東西還是應該早點割捨比較好。
反正有即使有突發事情也不至於手足無措的準備，甚至現在已經把自己當作半死人。
也只有這種方法，才能享受生命的一切。
所以還是別扯著我吧。不要學西方人那般，把自己的價值觀凌駕於對方的看法判斷對方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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