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理發展與社會
物理發展與社會的歷史、文化息息相關。文藝復興時代以後的物理何以發展於西方，而非中國？是史家所關心探討的重要課題。簡而言之，是由於社會因素。愛因斯坦在1962年的一封信中曾寫道：『西方科學的發展奠基於兩項重大成就；一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歐氏形學中的）形式邏輯體系，一是（文藝復興時期）所發現的經由系統實驗找出因果關係的可能性。我認為，不必驚訝於何以中國先賢未致力於此，而應驚訝竟有這些發現。』事實上，中國的文化傳統裏還有一些不利科學發展的社會因素，例如過於注重實用，將人與天地視為一體，科舉制度以文取士等等。
近代科學起源於西方，尚有兩項有利的文化因素。其一是對圓的崇拜，認為圓是美好的象徵；這可從哥白尼及克普勒對行星系統提出的理論可以看出。（中國人則對方與圓同樣重視，因而有所謂「天圓地方」之說，而發展不出日心說。）其二是中古時期基督教會對觀念的束縛；束縛本身固然是不利因素，但為解脫不當束縛所作的努力，卻促使現代科學萌芽。（中國自來對各種宗教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卻也因而不易激發出革命性的思想來。）
物理發展與社群的關係密切。必須先有物理學家組成健全的社群，才會有好的物理發展。英國的皇家學會 ( The Royal Society，分為生物科學與物質科學兩部門) 成立於1660年，對於1660年代英國的物理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物理學界的中心遂從義大利移到了英國。同樣道理，美國物理學會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成立於1899年，奠定了二十世紀後半葉起美國作為物理學界中心地位的基礎。當代物理發展與政治又有密切關係。自有利方面言，政府經費的支持使得大型計畫得以遂行；自不利方面言，則研究計畫的競爭，也導致急功近利與虛浮的學術風氣；而政府軍事部門的介入更會導致物理的歧途應用（例如核武器）。
一國的物理發展又與使用的語言有密切的關係。二十世紀下半葉物理學術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之後，英文成了強勢語言；而歐洲為了統合以與美國抗衡，也漸使用英文作為正式語言。於是在現今世界，物理論文與專書要用英文撰寫，已成不可避免的趨勢。使用英文的大學與研究機構遂佔盡優勢；這可說明何以近年，愈來愈多的諾貝爾物理獎出自美國。
二、物理與社會發展
其次要談物理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物理是自然科學的基礎，物理學習與研究裏的科學精神是文明的重要內涵。是以，物理被一個社會接受或正確對待的程度當與其文明程度密切相關。
物理這門學問在台灣的歷史，不過才六十年。在日據時代，由於臺北帝大不設物理學系（也未設哲學、歷史、政治等學系，當與殖民、愚民心態有關，故意不培養有關人才），臺灣從無一人曾經主修過物理。臺灣光復之後，臺灣大學才開始有物理學系。近年物理學界的發展可謂快速；然時至今日，臺灣物理學博士的人數若以兩千人來估計，尚不到全臺人口的萬分之一。在歐、美、日諸國，物理學博士人數佔全人口的比例則總有萬分之二之譜。物理人口比例少，自然在社會事務的影響力不夠，整體社會的基礎知識不穩固，欠缺理性。
何以說物理與整體社會的理性有關呢？中國自有理性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論語》上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與《禮記•中庸》上的『無徵不信。』。但中國學術後來偏重人理，忽視物理；又或走進玄學的混沌，或墮入實用的泥淖，或沈淪於政治的惡水，遂使理性不得彰顯。近代西方的理性主義初來自文藝復興，後隨物理的演化，逐漸發展出所謂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科學方法重視「理想化」與預測檢證，兼重歸納與演繹，兼顧理論與實驗，認識理論確實與實驗出入的關係。科學精神的要義在務實、明理、善用，在重視原則，執簡御繁，在求是（不是「求真」）、求善、求美。物理學術歷經大大小小屬根本或枝節的「革命」，因而最能認識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掌握理性真諦的人當屬學習物理、研究物理的人；其它領域的學者缺乏箇中體會，則顯然瞠乎其後，往往一知半解，或東施效顰，或張冠李戴。
無庸贅言，物理的利用又與後生息息相關。影響現代人生活最大的半導體、雷射、網際網路不都是物理學家的發明？又，若不是愛因斯坦提出質能互換公式，不是核物理學家研究核裂變與聚變，人們將如何
解決能源匱乏的問題？再，若不是物理學家發展出光衍射術，怎會有1953年對DNA雙螺旋結構的析解，又怎會有後來種種生物技學的發展？
綜而言之，人類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都繫於物理的發展。就臺灣本地而言，可以指出兩點：一、物理學界的影響力尚有不足，因而整體社會的理性低盪。二、物理的利用則在過去二十年間締造了一個半導體與光電技學的重鎮。
三、社會的物理教育
由於物理學家幾乎只能在大學或研究機構裏培養，不像文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可能在學院外自學而成就，物理教育通常只在學院中進行。物理學者或因而對社會感到陌生，只有少數物理學者會走進社會，從事社會的物理教育。
其實一般社會人士對物理的了解甚是膚淺，甚至充滿誤會，亟待教育。我認為物理教育包括兩大範疇：知識（包括現象、理論、方法與發展史）與精神。一般人對物理的知識其實無太大興趣，或也不需知道太多─他們反正認為很難懂，而且那是物理學者的事，不知道也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但物理的精神面如前所述，牽涉到豐厚的人類文明基本價值，不可等閒視之。
有兩大類社會的物理教育值得從事：一、引起青少年興趣的物理教育。二、傳達科學精神的物理教育。前者可透過書籍、雜誌、廣播、網際網路來傳播，最好是透過現場的演示。後者則宜透過物理史的講解來闡明。
然而在臺灣，物理史很少人研究，甚至大學裏也很少開授物理史的科目。有需要提倡讓物理學者到各地「社會大學」去講授物理史或在報章撰寫有關物理史的文字，同時「以說載道」，傳授科學精神的要旨。
四、物理人的社會責任
綜上所述，物理與社會的關係實為密切。物理人由於體會一般人所難以登堂入室的物理知識，總懷「第一等人」的自負；又由於受物理學術的感染，總以實事求是為職志，講求理性；更由於在物理史中常受革命的洗禮，因而富有理想主義的情操。古人所標榜的志於道、喻於義的「士」（「知識份子」），於今則在物理學界裏比較容易找到。物理人的以天下為己任、關心社會乃是常情；前有伽利略、愛因斯坦等的榜樣，後乃有眾多反戰的物理學界菁英。
考察1970年在美國創刊為臺灣辦的《科學月刊》，其發起人多為物理研究生與學者；其後發展的留美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其各地主要領導人亦多是物理人。物理人的關心社會事務一向不落人後。
一般論物理人的社會責任，主題多放在物理的和平用途方面；例如物理學家不應參與武器研發等等。物理的應用要造福人群，為社會解決問題，而不製造困難。又，物理學界不應只念在為自己爭取經費，為研究而研究，而應顧及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這在關於高能物理學界爭取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論辯中，最常提及。
然而我認為物理人更應注意在教育領域裏所可扮演的角色。物理人以其基礎科學的背景及對科學精神的體認，不只應領導科學教育的方向，也應在一般教育領域發揮影響力。一般人迷信，科學家「理信」（蔡元培用語）。臺灣目前迷信風氣盛行，甚至有學界重要人士強以不知為知，推波助瀾；物理人就應該站出來批判導正。又，回顧過去二十年來的臺灣教育改革，治絲益棻，甚至覆水難收；考察其中關鍵人物，竟幾無一人是物理人，頗令人詫異。念及此，不免讓物理人一則感到欣慰，一則感到遺憾。欣慰的是大錯之鑄成與物理人無關，可見物理人多重視原則，有所為有所不為；遺憾的是，以物理人的講理素養，竟未能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這值得所有物理人特別注意。
物理人在教育領域實任重而道遠，應該攜手更加發揮影響力，或能扶大廈於既傾。其共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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