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八年不僅是奧運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周年記念。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為改革開放掀上新的一頁，也確認了自一九七八年的初步改革告終，正式向世界打開大門，積極發展。九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土地私有化，令人民不用再吃毛時代的 “大鑊飯”。降低出口稅及一連串有利外商的計劃，吸引了大量外資湧入中國。其實跟現在外資紡織工廠進資孟加拉無大分別，中國當年是依靠外資的先進工業技術，配以低成本的勞動力及其他資源，在中國生產便宜貸品，以西方市場價格出售。短期內成就了全球化的雙贏，不僅是外商嗆獲差價，也開創了中國的經濟奇蹟。自九零年代初期至今，每年GDP的增長以平均9.8%，接近雙位數字的升，令數以億計的人民擺脫貧困，如實也先讓“一部份人富了起來”。 回首當年鄧小平的話，若當年沒有改革，也許真的是死路一條。如今中國已躍升成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系，雙位數字的GDP增長也是令許多已發展及發展中國家眼紅。難道有外國傳媒說笑道: “在太空不僅能看到中國的長城，也能看到她的外匯儲備。”

改革三十年的里程碑上，遂漸否定了一些西方學者所認同的市場經濟會令獨裁國家政府改革民主，中共的管治權力在改革的三十年其間，沒有受到大的主權挑戰。換過來看，鄰國印度會否開始認同一黨專政是對經濟發展有利呢? 印度在英國籍民地統治下埋下了優厚的法治根基，也播下了一個大國走向民主獨立的路。反觀中國的 “法治社會”，司法制度千蒼百孔，法制事務，是以黨的事務為主。 不僅成就了一班創造經濟奇蹟的貪污官僚，也令國人人心惶惶。弄一些公開法庭，深入民間村莊審理小事糾紛，以顯國家的司法公正。但每當出了國家大事，如毒奶粉，煤礦爆炸，捕扣異見人士之時，往往是沒有透明度可言。

 當市場列寧主義以 “穩定壓倒一切”為黨魁的時侯，經濟發展便是穩定一切的必然欣物。貴州，新彊，西藏的暴亂，是他們最不想看到的，以至最近廣東一帶因公廠倒閉，工人抗議的行動也不會被你看到。中央四萬億的救市方針，不論它是怎樣計算，怎樣花費，是對 “穩定”的一種壓倒性承諾。官字的兩個口，你只能聽到它美好的其中一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背後，它不會告訴你，這年也是天安門事件的二十週年，不會論評改革前的黨政的功過。或許“回頭看，一切都是零; 向前看，一切重新開始。”鄧小平的務實是對的吧? 只盼一場金融海嘯能成中國的良機，已至為世界經濟向上的發動機。倘若，不能保持經濟增長，便會改寫三十年里程碑給西方經濟學者的答案。當人民醒吾了心上的奴，整個中國便會動盪不安。馬克思可是這樣說，那歷史豈不是要再次重演?

為何官字兩個口，民怒總是奴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