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友社;從新娘到新移民女性
90年代，發裙飄逸、溫柔可人的越南姑娘，突然成了台灣廣大勞工、農村單身漢，以及殘疾人的“福音”，成為“排排坐相親，拉拉手結婚”的“速配”對象，省了談戀愛的時間，也免了蜜月旅行。
2000後，是台越中介婚姻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個越南女孩嫁給台灣郎。
小小的台灣，有250家以上的婚姻中介，搶食著外籍配偶每年上億元台幣的商機大餅。
2009年8月1日，移民部門一聲令下，規定“跨國婚姻媒合不得營利”，如此一來，不以營利為目的才“合法”的婚友社，一下銳減到11家，不到20年，迎娶越南姑娘的中介費也一路溜滑梯，從40萬元降到25萬元台幣。
“我們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風雨來的時候，只要敞開大門，任憑風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過。”向來給外界溫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滿挑戰的台灣異國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歲月，以及一雙柔弱的肩膀，為自己撞開了幸福與平權之門。
文_莫忘初
70年代，台灣與東南亞的泰國、印度尼西亞的跨國婚姻，大多是被不肖中介以“介紹工作”為由，“淫取”來台進行色情運販的人肉交易。
80年代，婚姻中介跨越了台灣海峽，成了投身東南亞廣大婚姻市場的“台商”，專門引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外籍新娘”。
隨著越南新娘的熱潮逐漸降溫，結婚人數也從高峰期的每天30對新人，降至每天10對左右。不過，到2010年2月底，台灣的越南配偶已達82,986人，比例仍高達25%，僅次於大陸配偶，這些越南姑娘大多來自偏遠農村，只有國小或國中學歷。目前，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經突破40萬人，平均每100對新人中，有8位是外籍配偶。
從“越南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女性”的稱謂，這一條爭取尊重與平權之路，一走就是20年。
為愛飛翔
在距離地表35公里的高空，42歲的曾福強(化名)端坐在越南航空的經濟艙，為了生平的首次約會，他的心臟正撲通撲通地跳著，這一次，他要為自己的愛情而飛翔，目的地是距離越南首都河內四個小時車程的一個農村。
“我的朋友叫阿香，她以前在我們村子裡幫傭，工作期滿回越南之前，叫我來找她玩。”曾福強靦腆地笑著，還從隨身攜帶的黑包包裡掏出一迭照片，用台語說道：“我在嘉義養魚啦，這些照片是要給她父母看的。”曾福強忙著養魚，錯過了婚期，他喜歡阿香，也存了一點錢，但是不想通過中介。 “因為要先當朋友，先談得來再談戀愛'卡(台語：比較)自然'啦。”
還沒有談戀愛就要結婚，來不及度蜜月就要生孩子，是台灣越南配偶的典型寫照，但卻不是曾福強想要的婚姻。因為他不想讓一個好端端的女孩，變成買來傳宗接代的“代理孕母”，像曾福強這樣以時間換取空間，追逐自己幸福的台灣男人，畢竟是少數。
與曾福強同班機的人，除了赴越經商、返鄉勞工或出國旅行的乘客之外，放眼望去，大多是偕同老公與小孩“回娘家”，或是好不容易才“逃回家”的越南配偶。
過去20年來，台灣約有8萬名勞工、鄉村人口或殘疾人，砸下數十萬台幣縮短了愛情的醞釀期，透過婚姻中介“實買虛娶”，只要短短七天，就可以把一個素昧平生的越南姑娘，變成自己屋裡的枕邊人，一個語言不通卻合法的性伴侶。
幸福的賭局
對越南女孩阮氏蓮(化名)而言，幸福的賭局取決於一場未知的跨國婚姻，入門籌碼是20年的青春。
“我們只看了一眼，相親之後，7天就結婚，老公花了36萬。我20歲嫁來台灣，1個月就懷孕，5個月時收到銀行的卡債催賬單，女兒還沒出生，我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賭場'加班'，還說'工作'很忙。”阮氏蓮說，孩子出生4個月之後，她有了2份工作，先是做手工補貼家用，接著是“做馬做牛”。
“我嫁來台灣，是當一個人的老婆，不是當全家的媳婦。”阮氏蓮說，公婆嫌她、哥哥嫂嫂數落她，老公則是打完她和女兒小潔(化名)之後，再到外面去愛女朋友。 “台灣的公公婆婆，認為媳婦用錢買的，所以對我們很不好，但是卻沒有想到這種想法，會傷害到他們的兒子。”為了女兒，阮氏蓮隱忍了5年，拿到身分證之後，決定離婚，成了獨立扶養女兒的單親媽媽。
前夫的姊夫不甘心，打電話到越南恐嚇阮氏蓮的父母。
“他們以為有錢，什麼事都敢做，但是我永遠記得這句話：'狗會叫，可是狗不會咬人'(會叫的狗不咬人)，所以我不會怕他們。”阮氏蓮離婚後，當女工維持生計，還積極參加小區的新移民婦女活動，自己賺的錢不多，還把部分薪水捐給被打得更慘的越南單親媽媽。
阮氏蓮自己找打工的機會，分期付款買摩托車，方便接送女兒上下學，她學會挺起瘦弱的肩膀，撞破了失婚者遭白眼的宿命，也撞開了一道幸福之門。
兩年前，在一次新移民婦女的座談會中，阮氏蓮偶然遇到了離過婚的老師陳祥(化名)，兩人相談甚歡，快速墜入情網，國小畢業的越南單親媽媽，嫁給了大學畢業的台灣失婚老師，成為彼此第二春的幸福伴侶。
買“一”送“二”
2003年，台灣男子娶越南姑娘達到最高峰，每年有超過1萬名的越南女孩嫁到台灣，婚姻中介費也從40萬元上下，降到後來的25萬元“全包”。越南新娘嫁來台灣人數激增，問題也越來越多。
“家庭暴力、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差距，越南配偶遇到的主要問題，大多還是婚姻不和為主。”陳祥白天在學校教書，晚上回家替小潔加強國一的數學和英文功課，等阮氏蓮和小潔睡了之後，再繼續挑燈夜戰。
“小潔的程度跟不上同學，是'後半段的前幾名'，我不要求她成為班上的前三名，只要求她進步到班上的前半段，所以需要更多時間的關心。”陳祥認真地強調，“我已經當了一年多的爸爸喔，不是開玩笑的，幫孩子輔導功課，也是一種親子關係。”
為了保護妻女，陳祥不願透露自己教學的地點和身份，令他感嘆的是，有些台灣男子到越南買婚，卻成了騙婚，不事先告知對方自己和前妻有小孩，買了一個越南太太回家，卻送了兩個現成的孩子。
“不只是'買一送二'，有些男人喝酒、賭博樣樣來，娶了越南老婆來扛家計，結了婚就不負責任，就算老公是窩囊廢，很多越南女孩還是忍氣吞聲。”陳祥說，這些例子讓他聽了很火大，有些台灣老公很爛，到現在都還有，真是把男人的臉都丟光了。
“我根本不敢想還會再結婚，做夢也沒想到，我的身分(國小畢業)可以配到這個好老公，老天還很愛我。”阮氏蓮有感而發地說著，謝天謝地。
陳祥認為，再婚後多了一個現成女兒，不是“買一送二”，而是有了一個完整的家，但有一位曾經娶過“落跑越妻”的殘疾人朋友，主動替陳祥“打預防針”進行口頭勸諭：“你們學歷差那麼多，要小心喔，不要被她迷住，不要衝太快，要搞清楚狀況！”
“呦，運氣好，離過婚還能遇到一個好老公，這下子可以神氣了。”不只是陳祥，阮氏蓮也遇到了來自失婚的越南姐妹們，私下竊竊耳語的同儕壓力。
“小潔會長大，你也需要成長，希望你可以繼續讀書。”陳祥鼓勵妻子繼續學習，阮氏蓮正在國中夜補教努力K書，她的夢想是拿到一張台灣的國中畢業證書，給女兒做個榜樣。
“南洋”姊妹
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眼看嫁到台灣的南洋姐妹們越來越多，大多面臨語言不同的窘況，位於台灣南部高雄美濃的“愛鄉協進會”，在1995年開設了“外籍新娘識字班”，一起學習中文，互助自助，跨越語言隔閡與文化藩籬，學會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但是，外籍配偶們卻經常為了家計疲無奔命，無法按時來上課。
“既然中文課上不成，那就籌組一個正式的社團吧。”志工們達成共識。到了2003年，“南洋台灣姊妹會”正式成立，協助這一群台灣新移民女性。她們還籌組了“南洋姐妹劇團”，甚至吸引了正在念研究所的男生擔任團長，邊寫論文邊當志工，協助“姐妹們”把異國婚姻遭受的困頓、思鄉之情的煎熬、工廠惡性倒閉欠薪的心情，全部搬上舞台，不再只是社會新聞中，蜷縮於方塊報導的弱勢一角，她們或許在家裡找不到地位，但卻可以站上屬於自己的舞台、唱自己的歌，“戲”說自己的生命史。
經過多年的倡議呼籲，由南洋姊妹會等支持新移民團體組成的“沒錢沒身分”聯盟，終於在2008年11月14日，促使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公開宣布，廢除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時，必須出具42萬元財力證明、工作繳稅證明，或是500萬不動產的相關規定，估計受惠的外籍配偶有6萬人。
“我們來自不同國家的'姊妹'們一起合作，修改這個對東南亞外籍配偶充滿歧視的法律，以後還要持續到台灣各地去演講，讓更多人了解新移民婦女的心聲。”南洋姊妹劇團的成員小憶(化名)如是說。
寧為“麻雀”
對越南來台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跨國婚姻的另一項考驗，是性生活。
“嫁給他之後，我過得不'性'福。”25歲的小紅(化名)，剛嫁來台灣時，比阮氏蓮過得還好，她的先生是家中獨子，生活條件闊綽，小紅身上戴著名貴的珠寶，出入有司機接送，還有專屬的中文老師，在其他越南配偶的眼中，就像是從麻雀飛上枝頭變成了鳳凰，但小紅還是悶悶不樂，因為每天與智能障礙的先生朝夕相處，讓她無法享有真正的婚姻生活。
好不容易才遠渡重洋當了枝頭鳳凰的小紅，來到台灣卻嚴重地水土不服，婚後一年半，她悄悄逃離了沒有“性”福的家，躲在台北縣的私人工廠打零工。警察找到小紅的時候，她的時薪只有90元台幣，卻甘之如飴。
“該用什麼辦法，才可以讓彼此融合併了解台灣人和新移民的意見與生活呢？”陳鳳凰想了很久，決定在小區大學教越南文化和越南語言，並成立“越南婦女發展協進團”，同時發行“越南婦女”刊物，與2006年創刊、發行量約兩萬份的越文“四方報”，共同刊登並報導有關新移民女性權益的相關訊息。
越南新娘潮的榮景不再，在台灣，有越來越多“寧為麻雀”的越南籍新移民女性，為了逃離賭博、外遇或家暴的先生，甚至獨力撫養年幼或患病的孩子，想盡辦法開起了一家家“越南小吃”、“越式河粉”。
至於假結婚、真賣淫的越南籍女子，或是婚後學會簽賭、拋夫棄子的越南籍“麻雀”也不乏其人，只是先生礙於男性尊嚴不願張揚，迄今仍缺乏正式的統計數據。
鳳凰“老娘”
“剛到台灣的時候，很多人叫我'外籍新娘'，起初還以為是'美麗'、'很漂亮'的意思，後來才知道，這個稱呼含有歧視的意味。”早在10多年前就和台灣人結婚的越南新移民陳鳳凰說，從胡志明大學法律系畢業之後，她就嫁給了到越南工作的台商先生，育有一對子女之後，才來到台灣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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