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九四年，麻省理工大學的克魯明教授(Paul Krugman)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過一篇文章《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把亞洲的興旺經濟與六十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註1)改革相比，懷疑亞洲的高速增長與產力如何持續，間接預言了金融風暴。

他認為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原因，並非緣於生產力的提升，而是在於太多的投入﹕投入資本、投入人力。

投入的方式，是靠大舉外債和增加就業人口，但人口有時而窮之慮，外債有終要償還的一天，這樣的增長是難以持久的。

東亞諸國貪污腐化的情況嚴重，統治者的親戚朋友莫不擇肥而噬，壟斷了經濟，控制著所有的大公司，這現象稱為「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借回來的外債，以有利皇親國戚為大前提，投資在沒有效益的項目上，於是只能不停以新債養舊債，十個瓶九個蓋，終於有穿「崩」一日，債主擠提，外匯不足，貨幣一瀉千里。

但是，「朋黨資本主義」並非行之已久，為甚麼早不發生遲不發生，偏偏在一九九七年發生？東亞各國的國情亦明顯有別，為甚麼同時碰上了危機？

日本的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的見解是這樣的﹕
東亞各國一直採用低工資政策，大量出口勞力密集的消費品，主要的買家是美國。
但是，自從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放以來，生產力急速增加，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產品質素已經不輸於東亞諸國，但其工資卻低得多。中國人口十二億，美國的人口卻只得二億多，單中國一國已經可以「餵飽」整個美國的入口需求，中國逐步積存的巨額外匯存底，恰恰便是其他東亞國家所失去的。


到了九七年，東亞各國的國家貿易已經長年處於赤字狀態，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只能靠金融市場引入資金作為法碼，努力平衡貿易天秤上低重的一方。為著減輕借貸成本，大量以相對低息之美元舉債，幣值由是維持在不平常的高水平，這種情況被對沖基金發覺。

當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減少到某一地步，對沖基金便對準弱點狠狠狙擊之，大手沽出該國貨幣，該國沒有本錢(外匯)抵抗，只得眼白白看著貨幣貶值，泰銖、南韓圜、印尼盾，先後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最後對沖基金看準了香港聯繫匯率的弱點，先拋空港股，再拋空港元，港府為保護聯繫匯率，抽緊錢根，把利息挾到天文數字，股市自必應聲頹倒，而對沖基金就可以從拋空港股中，得到龐大利益，而高息的副作用，就是地產和經濟面臨崩潰。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十時。
當日，銀行同業拆息飆升至300厘，恆指急跌一千二百一十點，挫至一萬零四百二十六點才喘定。四天之內，港股跌掉了三千一百七十點，總市值蒸發了八千億，史稱「黑色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