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李智良講的一節課，想起明代唐寅的一句詩：「別人笑我太瘋癲。」《房間》標榜的主題是作為一個「精神病人」的政治、慾望與壓抑，賣點十足。

李 智良說《房間》這本書的內容原是來自他的網誌的一些喋喋不休的絮語。然而看著看著，讀者會生了疑問了：到底是眼前的作者病了，還是我們這群「正常人」病 了。眾生互望，難免感到有一絲可笑和滑稽：我們的社會病了。正如外國作者蘇珊所言：「疾病不是身體狀況，而是社會實況。」

從「房間」外望 進去，大概「精神病」的病因是「公眾的標籤」，一旦標籤，無可救藥，永久生效。你無從抗拒，只得閉目待死。一旦在殘廢證上注明「精神病」，就成了「腦 殘」，連「病人」自身也逼著認同這個身份。彷彿每天也上演著古裝片，獄卒拿出打紅了的鐵印，為犯人印上「有罪」的烙印。因為社會的觀念之中，早已將正常人 和精神病人階級化。彷彿後者是較低級的，永遠需要「接受幫忙」，永遠與常人不同，被人區分出去。把他們都關進醫療機制的「房間」之中，然後戴上一副關切的 有色眼鏡看待他們，像遊人參觀動物員一樣。

然而「動物」偶然也會從「房間」的窗口看出去。看到的，只是一群生活在極度壓抑的人。人們追求 高度的準確性，機械式的生活充滿規律，像倪匡在《規律》說，人像土蜂一樣天天在同一位置打轉。社會不容許別人有情緒，有情緒就是異類。「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就要把他從人群中分離。殊不知情緒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像張春狂的小小說《狂》一樣，那個發現聖水有問題的人反而被視為瘋子。社會是反智的，例如同 一個地方出現三、四個停車場。例如人們以為居住在市中心是「近」，居住在新界東是「遠」，卻不知遠近只是相對的觀念。

我們活在一個荒謬的世代。李智良作為一個「精神病人」，是不是一語道破了我們每天生活在一個個無稽的笑話。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呢？我們何時可以看得穿呢？

還是一切只是李智良的「瘋人瘋語」，我們明天睡醒了，又再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