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我想回家過年
精神病房春節前的警惕
儘管醫院反复提示，絕大多數處於康復期的患者，可以回家過團圓年。但實際上，他們 1 / 3的人，每年都不得不留在醫院，度過沒有親人陪伴的春節。
進入每年的臘月，省二醫注意力不集中四病房護士張紅林都會格外警惕。隨著除夕的臨近，病房裡逐漸充滿期待和思念的氛圍。
期盼還是失落，在全省最大的精神病醫療機構省二醫的病房裡，隨著除夕的臨近，回家過年成為精神病康復期病人們最糾結的心事。
儘管醫院反复提示，絕大多數處於康復期的患者，備齊藥品，可以回家過團圓年。但實際上，他們中有1 / 3的人，每年都不得不繼續在醫院度過春節。有的和家人失去聯繫 10多年，成為被“遺忘”的孤獨者，常人更加難以企及他們的精神世界。
長期以來，由於家庭和社區治療知識和條件的缺失，社會不理解與歧視，家屬選擇醫院長期“封閉式”治療，甚至把醫院當成養老院。這些有意或無意“遺忘”背後的代價，最終導致患者陷入精神衰退和社會功能消減的惡性循環中。
“快過年了，誰不想回家看看，但不少人卻看不到親人的身影，甚至一個電話。”張紅林說，伴隨而來的失落，滋生出的異常波動情緒也彌散在病房中。她得睜大眼睛，找出任何可能導致病人情緒不穩定的蛛絲馬跡，然後把它消滅在萌發狀態。
異常的情緒首先出現在黃梅身上，這個不到20歲的姑娘來自興義，突然變得有些沉默。一年前，她因為重性精神疾病發作，脫光所有衣服大哭大鬧。最後，無計可施的母親帶著她來到省二醫。
經過 3個月的治療後，她順利度過急性發作期。處於康復階段的她，這個時候完全可以出院。除了每天需要服用抗精神病症的藥物外，看上去和正常女孩沒有任何不同。
“我們沒敢告訴她，已經和她的家人聯繫不上的實情。”張紅林說，至今還記得黃梅入院時的情景，她們母子倆穿著打扮很寒磣，是一個窮苦人家。最後，母親掏出身上所有的1000塊錢後，央求入院，並馬上回家籌錢補齊入院費。
出於人道原則，醫院決定先治療病人。但讓醫護人員沒有想到的是，這位母親一去不復返。開始的時候，醫院還能跟留下的聯繫電話取得聯繫。逐漸地，這個電話也打不通了，最後，徹底失去了聯繫。
由於擔心黃梅感覺是受到親人遺棄，這可能會影響她的康復。只要黃梅提出要見父母，醫護人員就哄著她說，你爸媽都去廣東打工了，他們說要等到掙到錢後就接你回家。
但這句謊言隨著時間推移，已越發難得圓場，而春節的迫近，讓黃梅的追問更加頻繁。張紅林說，這個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情緒波動的苗頭已越來越不好，由以前的悶悶不樂轉變為沉默。讓所有醫護人員更為擔心的是，她已經幾次冒出想要輕生的念頭。
實際上，一年一度的接近春節期間，發生在精神病房裡的類似例子並不少見。醫院能做的，只能是24小時加派人員值守，防止意外事故發生。除此之外，醫護人員還能做的，就是不停地給患者家屬打電話。
儘管醫院反复提示，絕大多數處於康復期的患者，可以回家過團圓年。但實際上，他們 1 / 3的人，每年都不得不留在醫院，度過沒有親人陪伴的春節。有的因為和家人失去聯繫 10多年，成為被“遺忘”的孤獨者，讓常人更難以企及他們的精神世界。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醫院每年都會精心籌辦一台省二醫版“春晚”，醫護人員和患者精心策劃，發揮各自的文娛特長登台表演，以此盡可能讓那些沒有親人來看望的患者緩解被冷落的情緒。
“這樣的效果，遠遠比不上和親人們一起吃頓年夜飯。”省二醫科教科科長談琳說，對精神病患者特別是處於康復期的患者而言，來自親情的關懷還是無法替代的。
住院到老的孤獨者
來探望的人，大多是父母，但隨著患者父母的老去，其他親人來探望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導致這些患者最終以醫院為家。還有一種情況是，不少患者放棄回家，因為他們不願自己的“回歸”，打破家庭原有平衡。
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加之醫院可供活動的範圍並不大，所有重性精神病患者在治療時，都不得已被鎖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以防止患者發病時逃跑出現險情。
儘管醫護人員傾盡全力，努力讓患者們的業餘生活豐富一些，但長期處於封閉的空間治療，不和社會接觸，時間一長自然會形成主動性不足，難以適應社會正常生活。
“臨床特徵為思維貧乏，情感淡漠，意志缺乏，孤獨退縮，生活需要人照顧。說白了，真到那一步，這個人就算是徹底廢掉了。”注意力不集中三病房主任萬學東說，“我們這個病房，不少人都住了10多年了，有的甚至比醫院歷史還長，但時間住得越長，來探望的人和次數就越來越少。“
來探望的人，大多是父母，但隨著患者父母的老去，其他親人來探望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導致這些患者最終以醫院為家。還有一種情況是，不少患者放棄回家，因為他們不願自己的“回歸”，打破家庭原有平衡。
正因為如此，加之長期以來家庭和社區治療知識和條件的缺失，家屬更願意選擇讓患者在醫院長期“封閉式”治療，甚至把醫院當成養老院。這些有意或無意“遺忘”的代價，最終導致患者陷入精神衰退和社會功能消減的惡性循環中。
在精神科診所三病房，醫護人員每一次和患者家屬聯繫，都會把詳細內容記錄在一個本子上，這也正好記錄了這些正逐漸被親人淡忘的過程。翻開這個本子，剛開始的時候，家屬的電話還基本能打通。越往後翻，詳細註明一欄寫明越來越多的是無法接通。
這些不能打通的電話中，患者李四讓萬學東格外焦急和頭疼。和其他患者不同的是糖尿病，陪同這個 20多歲的小伙子住進醫院的是當地公安部門。3個月前，發病的他將表妹失手殺死。
“也許是小伙子犯下大錯，家人對這個問題也特別敏感。”萬學東說，經過治療，現在李四情緒恢復得不錯，已經進入康復期，完全可以出院。但現在李四的父母已經全無音訊，幾次聯繫當地相關部門，對方的答复只是一再推遲。
這種幾方都不管的態度，讓萬學東頭疼的並不是醫療費用的問題，而是這麼年輕的小伙子，如果一直沒有監護人或單位辦理相關手續接他出去，他只有終身呆在封閉的醫院裡。
醫院的救助與無奈
對於不少家屬來說，將患者送到醫院似乎是“一勞永逸”的選擇。他們甚至把醫院當成了養老院。“而實際上，這恰恰與精神病康復治療領域中提出的”去醫院化“理論背道而馳。“蔣天玉說。
對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長期的封閉式治療，極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是，患者趨向不可治愈的慢性衰退狀態，生活無法自理，更別說回歸社會。
在省二醫精神疾病防治科科長蔣天玉看來，重型精神病患者首次發病，經過專業治療後，一般來說會在3個月左右進入康復期。此時最理想的狀態是出院，回到家裡堅持服藥治療。
對於不少家屬來說，將患者送到醫院似乎是“一勞永逸”的選擇。他們甚至把醫院當成了養老院。“而實際上，這恰恰與精神病康復治療領域中提出的”去醫院化“理論背道而馳。“蔣天玉說。
對這些長期“賴”在醫院的患者，院方也十分頭疼。按照當前的精神病患者出院手續，院方不能擅自將病人請出院，必須由監護人接送。
於是，這些本可出院的康復患者，成為醫療機構的一個“燙手山芋”。僅在省二醫，由於患者家屬無法聯繫，每年拖欠的醫療費和生活費就有約 400萬元。
“從某個層面來說，我們也理解一些家屬的做法。”談琳說，但問題是這樣一來，讓本來屬於疾病治療的醫療機構，變成了一個療養康復機構。這對本來就緊缺的精神衛生醫療資源，無疑形成一種浪費。
衛生部政策研究室2008年公佈的全國精神衛生專業機構資源配置研究報告指出，我省精神醫療機構僅有 31家663個床位，如果按照當前公認重性精神疾病的發病概率為總人口1％，我省近4000萬的人口，算下來有40萬人，而現有的這點醫療資源實在少得可憐。
有研究表明，社會的歧視與人們對精神病患者的不理解與偏見，使精神病患者的思想壓力增大而導致自殺，自傷及傷人事件的不斷發生，而恢復期的精神病住院患者常有度日如年之感。正因如此，部分病人因自卑而不願服藥，最終導致疾病復發的情況屢見不鮮，復發給治療帶來極大困難的同時，也進一步摧殘著病人的康復和再次回歸社會的希望。
當患者精神症狀緩解或消失，情緒穩定，自知力恢復或部分恢復後，他們的內心急切期盼出院與家人團聚，渴求重返社會，重新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人們常常會很大方地跟人說，我是高血壓患者之類的病，但絕沒人有勇氣說，我是精神病患者。“蔣天玉說，因此患者自認為低人一等糖尿病，擔心家人親朋及社會歧視。
“對於首次入院並進入康復期的病人，只要堅持服藥，完全具有回歸社會能力和可能。”蔣天玉表示，在患者的治療與康復過程中，大家應該多一點同情和關心，避免再次精神刺激。患者能否愉快生活和工作在社會大家庭中，這是康復期精神患者能否重返社會的重要因素。
去年10月份，貴州省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方案出爐。其中就明確提出在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的指導下，由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承擔患者社區管理，分為患者管理和個人檔案管理。
談琳說，此舉的出台無疑是為了充分發揮社區資源的作用，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期治療，放在社會和家庭，從而減輕專業醫院的壓力。但面臨的困境是，目前在我省的幾個試點城市中，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資源，都難以在短時間內擔起大任。
康復患者的回歸挑戰
“人們常常會很大方地跟人說，我是高血壓患者之類的病，但絕沒人有勇氣說，我是精神病患者。”蔣天玉說，因此患者往往自認為低人一等，擔心家人親朋及社會歧視。
“無論如何，打開病人心靈的窗戶，了解病人內心世界，提高精神病人住院的生活質量，緩解精神衰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艱鉅任務。”蔣天玉說，我們的救助目標是要讓精神病康復患者有尊嚴地生活。
儘管讓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區，在接受康復治療的同時也可以讓他們慢慢嘗試融入社會，重新回到原先的生活之中。但這種回歸社會的最大挑戰，還是來自世俗的偏見。
“從這個層面上來講，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家屬們不願來醫院接患者回家，他們更多是擔心外人的評論和指點。”蔣天玉說，長期以來形成的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十分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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