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許勝
20歲作為日本女兵來到中國,九死一生之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1954年落戶江蘇如皋至今,伊藤郁子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
叩開了伊藤郁子家的大門,記者注意到了室內的擺設。一幅掛在客廳正中穿著和服的日本老婦人的相片映入眼簾。
“這位是您的母親?”
“是的,去年110歲時去世了……”伊藤郁子話語間充滿了心酸。
“您沒回去送送母親?”
“沒有。”伊藤郁子說:“前幾次我回日本探親,媽媽已經病臥在床了。她也曾要我留下來陪伴她,她說:‘我的來日不多了,再說日本總是你的家呵’,我也曾動過心,可一想到中國的丈夫和女兒,一想到關鍵時刻是中國的老百姓救了我,我終於下了決心:不應再製造第二次骨肉分離。”
現年76歲的伊藤老人熱淚盈眶地對記者說:我愛生我養我的母親,也愛櫻花燦爛的日本,可55年前的一場禍及中日兩國人民的戰爭,改變了我的一生。
1945年春,畢業於日本盛岡市紅十字護士學校的伊藤郁子與80名同學一起,被派到了中國東北戰場,服役於東北第一陸軍野戰醫院。她說,20歲的她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多大災難的戰爭,只感受到遠離家人的痛苦和初上戰場的恐懼。
1945年8月,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四面楚歌,伊藤郁子也跟著傷員和部隊開始撤逃。在橋梁被炸,鐵路中斷的牡丹江邊,伊藤郁子所在醫院的院長竟然下命令:往300多名不能行走的日本傷員的血管裡注射酒精和空氣,讓他們“成仁”;給行走緩慢的老人小孩服下毒丸。最後,院長抽出軍刀,命令所有的醫務人員跳江自殺。老人回憶說:當時的天氣火熱,可牡丹江水卻透骨的涼。她的許多同學姐妹都在絕望中死去了。但倔強的郁子卻默念著:“我才20歲,我要活下去。”憑著她從小在北海道老家練就的好水性,拼搏了3個小時,終於游到了岸邊。
“是一個中國老百姓救了我。這位至今不知姓名的敦厚的山裡人把我背回家中,在我身體全部恢復後,他又給我準備了乾糧,讓我繼續趕路。”此後,我先是裝作啞巴,後來女扮男裝,翻過了幾座山頭,向抗日軍人求救。最後蘇聯紅軍接受了她。在蘇聯紅軍的醫院裡,她扮成了一個“小夥子”,精心地護理著從戰場上下來的每一個傷殘軍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根據當時宣布的對日俘、日僑的實施原則,凡在東北的日本人,無論是僑民還是戰俘,全部遣送回日本。
伊藤郁子告訴記者,發生在牡丹江邊的殘酷事實和此後的遭遇,使我認識到日本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債太多,而被日本軍國主義者描繪成“魔鬼”的人,卻是那麼善良。郁子又提到了那位不知名的中國老百姓。她說:他知道我是日本女兵,但他不僅救了我,因為語言不通,他還專門畫了一張圖,指給我一條逃生之路。她說:就在我的哥哥與父親從印尼和中國戰場上隨著大部隊返回日本的時候,我毅然決定以“有護理專長,能救死扶傷”為理由,執意在中國留了下來。1946年,我還光榮地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牡丹江野戰醫院中的一名護士。
在中國軍隊裡,伊藤真正懂得了“和平、友誼”4個字的含義,當時戰事紛繁,野戰醫院的設備又簡陋,根本沒有儲血條件;而戰場上下來的軍人大多需要輸血,緊急時都從醫務人員身上抽取血液。因為伊藤郁子是外國人,人又瘦小,儘管她幾次三番要求輸血,但領導上執意不肯。終於有一天,從前方送來一名被炮彈炸傷雙腿的軍人急需輸血,她堅決地推開了中國姐妹:“我是O型,抽我的!”300毫升殷紅的鮮血從一位日本姑娘的血管裡流入了中國軍人的血管。然而,這位傷員傷勢實在太重,他在彌留之際,用顫抖的手從枕頭下摸出僅存的一隻蘋果,塞到郁子的手中,說了聲:“好妹妹,謝謝您……”便溘然長逝了。“一聲好妹妹改變了我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感覺,那天我以一個中國妹妹的身份親自把那位兵哥哥送到了墓地……”
她在山西康復醫院擔任護士長的時候,一位從北京前來療養的中國軍人闖進了她的生活。他叫宗序定,休養期間終日在病房裡看書,要不就是協助護士們打掃衛生。在一次醫院舉辦的小型聯歡會上,宗序定拉二胡,郁子唱歌,兩人默契配合,博得了滿堂喝彩。漸漸地,兩人相愛了。
望著1994年去世的丈夫的照片,76歲的伊藤郁子深情地說:“他多才多藝,性格溫和,這與自己曾經看到過的一些蠻橫粗暴、狹窄固執的日本男子相比,宗序定太優秀了,於是,我選擇了他。再說,我對新中國充滿了信心。”
1954年,她毅然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同年,她隨宗序定雙雙轉業,回到了丈夫的家鄉如皋,一住就是46年。
在如皋,伊藤郁子的生活並不總是波平浪靜的,尤其在“文革”期間,“日本特務”的陰影死死地籠罩著她。忘不掉的是那年如皋市人民醫院70多名病員和醫務人員齊刷刷地擋在她辦公室外,院長聲淚俱下地對造反派說:“別看伊藤郁子是日本人,她救助過我們無數個解放軍戰士,她是功臣,不是罪人。”
更忘不掉的是,1957年丈夫宗序定因為勸說郁子寫封信回家問候而被錯劃為右派,在丈夫被送到農場勞動改造的8年中,伊藤郁子不斷寫材料上訪,為丈夫伸冤,直至丈夫平反。
如今伊藤郁子已經四代同堂,50歲的女兒也有了外孫。在談到1972年11月自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第一次回到日本受到的歡迎時,郁子十分激動。她說,當時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東京首相府接見了她,外相親切地說:你如果願意回日本定居,我們衷心歡迎。“可是我忘不掉中國親朋好友和如皋人民醫院的同事在她臨回國前的依依惜別,尤其是丈夫宗序定在上海碼頭上含著熱淚說的一句話:“想回日本定居就定居,不要考慮我和孩子。”多好的丈夫啊!中國人的誠信為本,專為他人著想的品質使我心靈受到震撼。伊藤郁子告訴記者:丈夫的人格魅力和中國百姓的善良友好,使我最終選擇了中國。(原載8月10日《解放日報》,本報有刪節)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8月1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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