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新壹屆領導人上任至今的表現來看，人們 不再懷疑政府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但現在這個目標卻與另外壹個更為緊迫的全國性目標相沖突，那就是保增長。中國經濟的引擎——工業增速在8月份大幅下 降至6.9%，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速。面對經濟滑坡，政府為了不犧牲長期改革的努力，壹直在盡量避免采取強刺激手段，而這麽做的結 果可能導致自1998年以來首次無法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今年的增長目標為7.5%）。顯然，現在已經到了考驗政府能否真正告別強刺激時代、保持改革 “定力”的時候了。
十八屆四中全會臨近，雖然這次會議以“依法治國”為主 題，但觀察人士仍試圖從中窺到經濟改革的蛛絲馬跡。壹般來說，中國的“三中全會”壹般以“經濟與改革”為主題，“四中全會”則以政治議題為主，不過過去也 有幾次討論的是經濟問題，比如，1979年的十壹屆四中全會主要討論農業發展問題；1985年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討論的是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 案）；另外，1999年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拉開國企改革大幕。
2014年被譽為“中國新壹輪改革”元年，而經濟滑坡在不斷試探政府的改革“定力”和所能承受的底線
經濟“失速”試探政府底線
發 展，是解決壹切問題的關鍵。中國大刀闊斧進行經濟改 革的最終目標也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今年以來，政府壹直避免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手段，為的是不以犧牲長期改革努力來刺激短期增長。然而，最新的宏觀數據顯 示出的經濟失速令政府承受著巨大的壓力。8月份，固定資產投資、零售和房地產銷售數據壹致走軟，工業增速更是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 而反映價格水平的兩項指數CPI和PPI也不好看。觀察人士毫不諱言地說，認為中國在通縮邊緣著實有些“客氣”了，而實際上已經發生通縮。壹般認為，通脹 雖然危害嚴重，但通縮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反映的是經濟的不景氣甚至是蕭條。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針對 中國經濟發布的最新 評論報告中，呼籲中國政府不要過於擔心國內生產總值（GDP），應該將主要力量集中在改革上。這壹觀點意外得到了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支持。林 毅夫是壹位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壹直竭力唱好中國經濟。他曾提出壹個著名的預測：從2008年開始之後的20年，中國經濟都能夠保持8%的年增速。該 預測也引來很多爭議。不過林毅夫現在卻呼籲中國將明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從今年的7.5%下調至7%。之後，他更傾向於在7%至7.5%的區間。
在 各方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頻頻發出預警之際，作為中 國經濟航船的掌舵人，總理李克強卻表現得異常平靜。在日前舉行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李克強稱，中國的經濟政策不會隨單項經濟指標的短期小幅波動而起 舞，中國將繼續致力於結構性調整，著力解決長期性問題。他還說，只要就業、居民收入和環境保護獲得改善，2014年的經濟增長率比7.5%的預定目標高壹 點還是低壹點都是可以接受的。從這番話可以讀出，現在別指望中國會扭開資金龍頭。
分析人士稱，政府對經濟增速放緩的 容忍度總有個底限， 只是目前這個底限還未被觸及。李克強在達沃斯論壇上透露，中國正在順利實現今年新增1,000萬個就業崗位的目標。或許，這就是中國政府的底線。只要新的 就業崗位仍然能夠被源源不斷創造出來，中國領導人就能容忍經濟增速的逐漸放緩。
然而，對於壹向信奉“發展才是硬道 理”這句鄧小平名言 的中國領導層來說，在這番冠冕堂皇的表態背後，是否也存在壹絲不可言明的隱憂？即擔心在現有經濟結構下，過度刺激經濟有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列車脫軌。這種看 法並非沒有依據。過去30年裏，在中國經濟運行的背後，以投資為線索可以看到壹條清晰的軌跡：政府控制土地→吸引金融資源→資金投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重復 建設、投資過熱→宏觀調控→產能過剩→銀行壞賬→金融風險累積→中央財政化解風險。客觀上看，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模式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放棄高增長目 標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強刺激還是強改革？靜候四中定調
誠然，對於造成當前經濟滑坡的因素可 以列出壹籮筐，但 歸根到底還是民間部門投資動力無以為繼，經濟只能靠政府的刺激政策作滑翔性緩降。本世紀初，中國曾出現加入WTO、國企改革、銀行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壹 系列結構性改革，它們摧毀了舊模式的桎梏，為經濟帶來活力，將增長推上了壹個新的臺階。如今，過去結構性變革所帶來的紅利已經基本耗盡，新的體制改革卻遲 遲不見蹤影。打破壟斷、市場化則只聞樓梯聲，未見人下來。過去，政府在經濟政策上舍難求易，依賴財政刺激、貨幣寬松來管理經濟，可以拖延周期的長度，填平 增長的底部，可以將GDP數字做得不那麽難看，但是始終無法提供可持續的上升動力。
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進行了多年， 但市場體系卻遠未建 成，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未實現轉型，阻礙了經濟體制的進壹步改革。觀察人士認為，向成熟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 段，即市場經濟的確立階段、普遍化階段和可持續化階段。其中，確立階段意味著對利益主體交易權利的確認。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並於1999年將“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入憲法，這些都表明市場經濟的地位已經確立。普遍化階段意味著交換活動的主體應當包括社會中的每個人，這也是 中國目前所處的階段。政府正在試圖打破各種隔絕交換的壁壘，比如減少金融市場的管制、放開戶籍管理制度。
可持續化階段，是中國經濟市 場化過程中下壹步面臨的最大難題，意味著市場經濟中各方當事人是互利的。過去在“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之下，為了讓財富 迅速集聚，促成了不公平的經濟資源轉移方式，原有的資源受益者得到的補償非常少，而資源受讓者卻能夠靠“走後門、拉關系”等手段獲得巨大利益。財富的相對 集中沒有以最後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反而導致收入分配狀況嚴重惡化，這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改革的初衷。究其原因，是政府在資源交換過程中扮演了裁判員與運 動員的雙重身份，幹擾了價格信號的傳導，導致市場秩序難以真正建立。市場參與者不再僅憑價格信號作出行為決策，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影響價格的非市場因素和 決定市場參與者行為的制度環境。
日本經濟學家森島通夫在《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壹書中描述了經濟與政府的同步轉型過程：“壹個 國家的經濟，如果能夠在體制上以‘自上而下的經濟’為 動力，順利地轉移到以‘自下而上的經濟’為動力，政府便能擺脫私營經濟的運營，便能專心致力於公共經濟的運營和固有意義上的政治。”顯然，中國並未實現經 濟與政府的同步轉型，由於政府改革的滯後，很多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的改革陷入膠著狀態。隨著改革步入新常態，政府層面的改革顯得尤為迫切。政府層面的改革 重在重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向公共服務主體回歸，全面實施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創造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完善市場制度和監管體系。
中 國官方壹直強調“不搞強刺激，要靠強改革”，然而， 在經濟滑坡面前，保增長還是促改革？現在又到了考驗政府能否真正告別強刺激時代、保持改革“定力”的時候了。未來的壹年十分關鍵，四中全會將成為壹個時間 節點，習近平打虎歸來，出手改革，改革將進入提速期，經濟能否“深蹲起跳”有待進壹步觀察。從相對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確有很多值得擔憂的問題。但塞翁失馬 焉知禍福，如果合理利用這樣的機會作出產業調整並由此轉型改革的話，經濟放緩或成為壹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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