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一個朋友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覺得六四全是中共的錯？說眞的，一時腦子身體全都僵硬，我從未問過自己這個問題，語塞，只能答，你這麼問我不知怎麼答你。
這是個關於對錯的問題嗎？或許是，從程序、過程、組織、步驟之類的操作性問題上看，可能可以用一下對錯，但是如果說到政府出動軍隊血腥鎮壓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學生，那就不必再用什麽對錯的概念了，已經沒有那麼簡單了。如果面對生命，沒有對弱勢一方的同情可以披一披平等客觀的外衣，那沒有對每個生命的尊重，而試圖讓生命模糊化，那可能就是價值觀的問題了。我承認這是一個看問題的角度，但是如果以這個角度為出發點，從這個問題開始認識整個事件，那只能感覺很遺憾。
所以其實我一直很不喜歡那種說法就是，爲什麽我們這種人一直緊追六四不放，爲什麽我們這種人總是“故作悲切”“故作憫人”“故作大義”，能不能脫離這種死咬歷史的怪圈，眞正去考慮一下怎麼建設怎麼發展怎麼改革的問題，眞正去做一些有所成效的問題。
點就在此，爲什麽追究二十年都無成效？或者說收效甚微？很明顯，有一方不願意面對，在控制在壓制。先不說什麽正視歷史是進步的源泉這些宏大理念，就從常識來判斷，掌握巨大主導權的一方，不斷迴避，不斷壓制，這是有理無懼還是無理心虛。現在的狀況是如何，六四參與者，死難者，難屬們，他們的境遇是如何，他們背負的是什麽，應該嗎？公道嗎？暫且不說無法在公共領域談論六四是言論自由的又一剝奪。我不知道對六四的追問為什麽可以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也不知道爲什麽會阻礙誰去實現更好的制度建設，六四作為中國民主化進程以及中國現代史重要的一個點，該是有更多我們可以反省的地方。
我不覺得在人的生命與人的尊嚴面前，有什麽可以僭越。
我倒是想容忍一下我的主觀臆斷。我能想出三種可能，第一，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辯護，第二，金錢利益至上的極端實用主義者的自我開脫，第三，專制下人格扭曲出的恐慌與不辨是非。
專制下的人格扭曲是一種病。強權一方不斷說自己是對的，不斷說不准去談論，不斷說另一方是有陰謀被利用的，如果不認同，發表的言論會被控制，作出的行動會被控制，甚至因為與其方向不同遭到打擊傷害，久而久之，都不願意去談論，更不願意去為之行動，再到刻意地迴避，甚至努力強迫自己與強權方的立場一致，以獲得安全感。基於良知的最眞實的判斷會慢慢消失，只爲求得安穩。這種病的流傳，是不可言說的，可能也是不願言說的。
但是，我一直堅持六四是一個首先關乎生命的，尊嚴的，良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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