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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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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况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 「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 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代裏頭有誰會想當先知呢？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我們不想做先知，我們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傳說中的先知形象，因為我們的確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政府不應該用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有人（而且人數愈來愈多）卻認為這個道理並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錯的。既然如此，你們就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吧。
誰掌握話語權誰擁有真相？
2009 年5 月28 日的《信報》訪問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念歷史的「內地尖子」，他說： 「以個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上無足輕重，歷史上太多類似事情。天天拿來說，只是發生時間比較靠近我們而已」。記者再問他六四到底是場屠殺，還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的正確行動。他的答案竟是兩者皆對，他認為雙方都同樣有理同樣正確，因為大家都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應防止道德綁架……老一輩或經歷過事件的人或許強烈希望我們了解事件真相，但並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樣的評價。年輕一輩只是作為歷史的旁觀者， 不能強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應」。
這是近年愈來愈流行的一種論調，它不否定我們相信的那條簡單道理，它只是不認為那是唯一正確的道理，它認為任何立場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場相對化。我們香港人對這種說理方法絕不陌生，因為它就是許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觀」。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所以用不着取捨判斷，反正那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這種港式的犬儒主義與內地流行的「唯策略論」不盡相同，但又很有親和關係。所謂「唯策略論」，其表表者可見於毛澤東那些影響深遠的文稿。我當年讀「毛選」，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總在談敵我鬥爭的策略，卻永遠說不清敵人到底是誰。「敵人」的定義不斷浮動游移，因時地而變；今天是敵，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敵人。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裏說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於不談對錯只論勝敗；勝者自然是對的，失敗者則必然是錯的。所以一個人千萬不能輸，因為輸了鬥爭也就得輸掉是非了。
這就是「話語權」這種很西化很後現代的概念在大陸普及得異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從小相信科學史就是科學不斷進步真理不停揭示的歷史，你或許不容易接受當今「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說的那些學者競爭的殘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鬥爭的結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唯策略論」主導的環境之下，你會發現那些鈎心鬥角謀取勝利的「真相」完全不難理解。因為任何學術研究任何理性討論說到底都只不過是在爭奪「話語權」；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有道理。
故此，我們大可不必認真細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殺，因爭論雙方都只是在搶奪「話語權」，雙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強加在我們頭上。事實的調查與論證的邏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後的利益和動機。
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無可反駁；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話語權」就夠了。
假如一個人信守這思維方式，他應該同時相信日軍「進出中國」與「入侵中國」都是說得通的，因為它們出自兩種不同的角度。所謂「達賴集團」的藏獨主張也用不着緊張反對，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考慮，中國政府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罷了。假如一個人能夠前後一貫地堅持這種想法，既不為六四而動情，也不為日本部分學者否認南京大屠殺或低估死亡人數而憤怒，覺得這兩件事都還需要更客觀更理性地對待（這是不是港大同學陳一諤的立場？），或者覺得它們都只是觀點的歧異利益的衝突，難言對錯（這是那位在中大讀歷史的尖子的立場嗎？），那麼我勉強還能說這是一個在哲學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駁的立場。可是你卻說「它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受難者才有遺忘的權利
旅美學者徐賁在他的文章《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中引述倫理學家馬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論，把記憶和「關愛」（caring）連起來談：「因為關愛是通過記憶來起作用的。相互關愛是因為在過去有長久的聯繫。我們關愛誰和記得誰是同時發生的。我們不能說，我關愛一個人，但卻不記得或記不起那個人了」。由於我們關愛那年在北京受難的人， 所以我們記憶他們，並且見證他們經歷的苦難與毁滅，不容他們活得沉默死得屈辱。
我們的關係就是愛。出於愛，我們見證六四，正如所餘不多的長者見證抗戰。沒錯，我們不一定全部去過現場，更不可能都是受難者，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過媒體旁觀。
可是，記憶的責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觀者的身上。因為只有受難者和遺屬才有遺忘的權利；為了不帶苦痛地活下去，他們可以選擇遺忘。但旁觀者不行， 一旦「見證」（Witness），便得永遠記住。
假如你正確，你怕什麼？
很多內地的朋友驚歎於我們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紀念六四。誠然，我們盡到了見證者的責任，以記憶持久不懈地關愛着我們的同胞。但不用諱言，這只是因為我們享有中國境內獨一無二的自由空氣。相比之下，內地近月的緊張氣氛已經到達風聲鶴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體不能再談五四運動，因為它會讓人想起學運。一家商業機構藉着汶川震災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廣告被人認為是「別有用心」，因為上頭有十張人像照片分置兩側， 六張在左邊，四張在右邊。假如你真是對的，又何必忌諱？何必緊張？為什麼不把當年「平暴」之後發放的宣傳品再發一次？為什麼不大張旗鼓地慶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訴我們那「一小撮動亂分子」的真相？
現在你卻恨不得月曆上根本沒有六月四日這一天？乘數表上沒有6×4這一欄。所以，我很想勸勸那些總是把「客觀調查」和「發掘真相」掛在嘴上當託詞的人：你們說得都很對， 六四的確需要「客觀調查」，但你們實在用不着跟我們說這番話，因為我們絕對歡迎更多的事實更客觀的真相。你們應該去找當權者和他們的盟友，叫他們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來「大家好好研究吓，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
除了六四，中國還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門母親」，還有四川震災受難學童的母親， 「毒奶粉」案的母親，甚至鄧玉嬌的母親；她們的聲音只能在香港公開而不受阻礙無有顧忌。莫非香港已經成了中國母親的抉擇？大家是否清楚我們香港人在當代中國史上的責任呢？當其他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動忘卻，我們無可奈何但又勢所必至地承擔起了記憶守護者的角色。
因為我們有相對優裕的空間，而且我們關愛。
我這一代三、四十歲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經歷過香港所謂的「黃金時代」，看過「阿燦」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經自豪於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視內地的落後貧窮。我們雖然也學中文和中國歷史；但和其他國家把國文國史當成國民教育核心的教學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國族化的技術教育，不鼓勵我們在國家文學和歷史裏面獲取深厚的國民認同，只把它們當成純粹的資訊與知識。我在兩蔣治下的台灣度過童年，對中國懷有熱情也許還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學，我的同代人，他們與香港意識一起茁壯，受的是非國族化的基礎教育，他們怎麼會愛國呢？他們的中國情懷是怎麼來的呢？
也許六四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國族啓蒙
雖然我之前一直強調香港人那見證者的身分，但可千萬別以為我們只是事件的旁觀者。雖然我們總把天安門看成是六四運動的核心地點；但是六四的實際運動範圍遠遠不僅限於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國，從天津、上海、武漢、福州、廣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當年那場浩大運動的舞台。尤其香港，不僅有過一次一百五十萬人的遊行，一次一百萬人的遊行，而且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全情投入地響應了北京方面的一舉一動。所以，如果把香港列為六四運動中僅次於北京的主要空間，是毫不過分的一件事。
因此，香港人絕不只是這次運動的旁觀者，我們還是它的參與者。
想當年，我們為了身在北京的同學和市民踴躍捐輸，在各種媒體上面奔走相告大聲疾呼。不管你原來站在什麼立場，屬於哪個機構；也不管你來自哪一個階層，幹什麼行業，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團結。愈到後來，情緒就愈高漲，學校處於半停課狀態，許多機構從上至下無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着天安門。我還記得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此一役，使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大家就用不着移民了。於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問題就和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了，後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這種話聽起來好像有點自利。
然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我這一代人漸漸被每天源源不絕的新聞喚醒了某種從不自覺，卻又隱約存在的國族意識，所以如饑似渴地捧讀《文革十年史》和各種介紹國情國史的讀物，集體學習近代中國走過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裏面學到的冰冷知識一一回溫，課本上五四學生聚會的照片忽然發出了聲音，甚至連《出師表》的文字也忽然滲出了淚痕。然後我們衝上街頭，用《我是中國人》和《龍的傳人》去唱出我們的新發現，用「血濃於水」的口號去證明自己剛剛憑着自力獲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學生用不着唱《我是中國人》，對於這點，他們從不懷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舉起寫着「血濃於水」的標語，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標語是用來幹什麼的。沒錯，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援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它還是香港人自己登台當主角的民族主義運動；六四是我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徹底的民主教育與愛國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它也是省港大罷工以來第一個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國大陸緊緊鎖在一起的串連行動。
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燒到香港的烈潮，儘管我們綻放的方式和姿態自有微妙的差異。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觀者，而是參與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認識還不足夠。我們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電話號碼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些人彼此之間的密碼；我們知道當年的集會遊行界定了二十年來一切街頭行動的模式，成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文法；我們知道二十年前誕生的支聯會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搖籃，對六四的共識是鑑別一個民主派成員的最最底線。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時間相戀結婚，有人在那段時間出生，使得六四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但是我們都曉得六四銘刻在香社會上的痕迹何其深遠。最重要的，是我們由此習得關愛「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
如果有人像曾蔭權一樣，叫我們放下那段經歷，全神注意今日中國的富庶；那麼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愛， 因為他不愛活人（和那些活過的人），他愛的只是「國家的發展」。假如這種人和曾蔭權都真心相信這種說法，那就表示他們並不以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誰給我錢誰就是老闆，我就好好聽話好好打工。
自此之後，二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一場風波」，就內化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社會肌理裏面了，以出乎當權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綑綁在港人記憶的深處。由於我們自己就是參與者，因此「香港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智偉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學運變質」的講法分外可笑，難道他不曉得我們根本不是什麼「外力」，香港由始至終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嗎？如果他真把香港人當做「外力」，那他豈不是把我們當成外國人？又由於我們自己就是行動的主體，因此試圖以揭露民運領袖「醜惡真面目」的手段來說服我們「應該醒一醒」的嘗試也是徒然的，難道他們不了解我們從來就不曾被「領導」過嗎？當年我們就是自己的領袖。
就算平反無望， 我們仍然記住有關六四的記憶不只是幾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它還是種需要被分享的記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經歷了這件事，更因為還有許多人沒有這個經歷。正如馬各利特所說的：「作為記憶群體的一員，我與前一代人有記憶的聯繫，他們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記憶相聯，如此類推，直到直接見證事件的那一代」。當一個歷史的所有見證人都死去後，「分享的記憶也就成了記憶的記憶」了。記憶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開的交流為前提。如果沒有充分的資訊及言論自由，沒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溝通，分享記憶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們卻要面對這麼多的阻難：明明中國政府覺得自己當年幹得好，但它現在卻連一個數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毁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 「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毁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
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 也許有一天， 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於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
<明報>2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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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時間：2010-06-03 09:38 PM [ 編輯日誌 ] [ 分享至FACEBOO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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