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 6 月 4 日  星期五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21年過去了，那種對良知與真相的堅守，似乎也慢慢在被時間消磨。越來越感到這個日子的沉重，卻越來越感知不到它沉重的原因。每年這個時候，會在網絡有集中的表達，各種與六四相關資料的傳播，網絡管制雖然嚴重，但是人們持續與強力管制對抗，或者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讓自己的觀點得以面世。然後，在對抗中，困倦開始侵襲意志，開始有人問，我們在堅持什麽？堅持有用嗎？一定要表達出來嗎？我們還是留在心裡就好了吧。

每年官方對關於六四所有東西的壓制，一年比一年強硬，顯然，當權者沒有忘記六四，但是他們卻盡力想把六四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殺。如冉雲飛所問：屠殺者都沒有忘記，我們有什麽理由忘記？——手上沾血的人步步逼進，我們卻已經退守到什麽程度？犬儒病，正以一種更加隱蔽與慢性地方式浸入社會的每個角落，它現在，居然成為了當權者最有力的武器。當我們開始用自以為是的理性去解構良知的時候，我們是兇手，對死者不義，也殺了自己。

我在六四這一天，都盡一切能力去讓這段歷史被提起，喚起更多的關注與思考。但是除了特定的群體，我并不看到，在這一天，我身邊的人覺得有什麽必要表達對“六四”的關注，更不提聲援與關懷。會有三種可能，第一，這段歷史并不存在于他們的記憶中。這樣的話，他們或許是被剝奪了瞭解歷史的權利，又或者自我閹割了自己瞭解歷史的權利。第二，不值得紀念，因為他們接受了官方的說法，并不對受難者懷有同情。這是他們的悲哀。第三，他們覺得心裡記得就好，不必大張旗鼓表現出來。

我無權去做道德批判，我只想說說爲什麽我在這天毫無保留地把我對“六四”的關注與受難者的關懷表達出來。我覺得如果我把自己的想法保留在心中，那麼那種關注與關懷始終處在個人私域，只能給自己一些道德安慰，并不具有更多外延的效果。但是我卻實實在在地對“六四”有著關注，對受難者有著很深的關懷，我希望在當權者的強力壓制下，在他們不僅承受傷痛，還要被迫壓抑傷痛的情況下，給予我的關懷。我注重我與他們的關係，那種關於愛的聯繫。我要將我的關懷傳遞出去，讓他們能夠接受到，那麼我的關懷，就要經過公共領域的表達。我不想我的關懷成了自己的道德意淫，因為我愛他們，所以我公開表達，我要與他們建立某種聯繫。這樣雖然我不能給他們實在的安慰，他們卻感受到了我的愛與關懷。同時我的這種關懷表達也是爲了建立一種公共價值，一種對正義的伸張，對生命和尊嚴的關懷。我并不覺得我這麼做事煞有介事、是一種政治狂歡。因為我是照我的良心的指引。如果是正義的，有什麽羞於表達的呢？那種嘲弄一切的犬儒姿態又能帶來什麽？

我深知，記憶就是反抗，聲援就是關懷。今年第二十一年，只要正義不得伸張，只要“六四”還敏感，我就會一直保持這種姿態。

1989.6.4——2010.6.4，我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