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你沒有悲愁的時間

   馬國明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序中有一句話:「知識份子沒有悲觀的權利。」這句說話是一位張先生衝著某青年學者說的,當時該青年正在敘述自己悲涼的大學教書生涯。

悲觀或樂觀,是指人對事態發展的好壞判斷。事態發展,勢也,勢為時變,變則無定,側重點不同,就能產生”觀”。人既為勢所影響,同時也能影響著勢。人之命運非全由天所定,並可由人努力奮發所易,此意識是人文精神萌芽之處,所著重的悲,樂觀就能成就不同文化。西方人跟據他們的個體化原則(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以個人價值之實現為終極目標,抬舉積極,自信,獨立,自我,肯定事情的積極面,相信人定勝天,天地萬物為其所役,自然形成了主客對位的局面。

西洋人視積極為正面力量。中國人著重的卻是憂患精神。憂患,患是主詞,憂之所憂者,古來君子的關懷並不是豐功偉業,而在於如何平患,以利萬民。君子關注患,而不重私利,他不是要征服世界,而是要平苦難,利萬民。

徐復觀這樣說憂患意識:「……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開始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

古時商殷為周人所革, 百業待興,周王召公受命於危難,貴為天子,並不趾高氣揚。《召誥》：「惟王受命，無彊惟休（美），亦無疆惟恤（憂），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周天子憂的是國之未治,患的是民之未安。憂國憂民者必以道德自我為體,其德性開揚,得見國患而惡之,有所惡而後生不忍,不忍故決志改變之。君子自知任重,先天下人憂而憂之,於是常顯悲情,處事必戰戰兢兢,恭恭敬敬,三思而行之,不求自我表現。

現在中國人西化了,把悲觀,內向,一併否定。聘請員工只要積極,樂觀,外向,把人看作機械利用,誘之以利,教育人追逐之,是在商業盲目發展中,容不下道德自我之故。

 「知識份子沒有悲觀的權利」是有點苛刻。知識份子,有悲是自然的,有悲是中華知識份子的基本情態,不悲者,不知人間何苦；不悲者,不知其責如何；不悲者 不知已之生命應用於何處。知識份子沒有的不是悲觀的權利,而是沒有只悲而不奮的權利。

   孔子問路於長沮、桀溺兩隱士,為二人所勸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應曰「鳥獸不可與同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與長沮､桀溺都認為天下無道,對於世道的判斷都是悲觀的,但隱士只悲而不憂,或者憂得太久了,又或者是代價太大了,最終選擇了避世,不問世事。孔子悲其患而憂之,他避人,卻從不避世, 知其患而不憂者,非人也,人與鳥獸不同,不棲山林,洞穴,君子始終關注人事,並不出世,正是世道敗壞,所以才需要入世去改變他。

    悲是一個起點,若執於悲,消極渡日,實事不務,終日滔滔如也,非但無益於社稷,更會悲鬱成疾,自毀其身。當今知識份子,面對文化陷落,資本霸權,貧窮懸殊,政制不公等問題日益惡化,沒有的更加是悲愁的時間。

今作此文為本版序,望各有識之士,能團結一致,化悲為奮,此余立版之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