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聲稱，經過多年來多輪研討、諮詢、調查、報告之後，政府把降低刑事歸責年齡的法案提交到立法會。法案規定，十四至十六歲之間的未成年人犯了殺人、嚴重傷人、強姦重罪，例外地要作刑事歸責。結果，行政長官把法案撤回。民主昌認為撤回法案是明智之舉，避免了一場成年人任意擺佈青少年權益的鬧劇。

　　這個法案的起源，在於特區成立以來，政府為回應社會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焦慮，多次動用公帑進行研討、諮詢、調查、報告。在社會上，確實有人對青少年離家出走、酗酒、賭博、吸煙、濫藥、販毒、縱火與童黨滋擾、欺凌行為感到不安。有人以為十六歲以下不作刑事歸責，令青少年敢於犯罪，因而要研究降低刑事歸責年齡，作為阻嚇。

　　不過，在連串研討中，確實未有實據支持降低刑事問責年齡會減少青少年犯罪的說法，因而對是否應降低刑事歸責沒有統一共識。政府官僚這多年來花了不少公帑進行研究，臨近政府領導層卸任前，總需有一些交代。於是，一個「折衷」的法案就在官僚的辦公室中誕生了。

　　站在方便推銷法案的立場，把歸罪行限定於殺人、嚴重傷人、強姦等重罪，方便之處是一方面所涉者少，歷來十四至十六歲少年犯此等重罪者，幾近於零，另一方面是可以聲稱要保護最重要的法益，甚至可以反過來叫反對者想想殺人、嚴重傷人、強姦等重罪受害者家屬的感受！

　　民主昌重申在一般性表決時反對法案的立場。刑事歸責，理應先界定當事人是否應當刑事歸責，然後才對應當刑事歸責者論刑罪，而不是看看當事人涉及什麼罪行，然後按照所涉罪行的種類來決定此人是否屬於適宜刑事歸責；權責不平衡是另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認為現今青少年提早成熟，須提早負上刑責，那為什麼不相應地給青少年民事權力？例如，要以刑法防止一個人去強姦，為什麼在民法上不容許這個人去談婚論嫁？認為一個人心智成熟要負起刑事責任，為什麼仍不容許這個人在民事上自主簽立合約？

　　有意見認為，法案縱使抵觸了權責基本邏輯，但如果基於維護社會現實的重大利益，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問題社會只是對青少年問題的焦慮在於對青少年離家出走、縱火、販毒，以及童黨滋擾、欺凌行為感到不安，而不是法案所指的幾種罪行。換言之，法案並非出於維護社會現實的重大利益！反之，法案的負面效果卻可能是誤導青少年，以為離家出走、酗酒、賭博、吸煙、濫藥、販毒、縱火與童黨滋擾、欺凌行為是小事，只要不去殺人、嚴重傷人、強姦就沒有大問題！

　　民主昌認為，特區政府應當在多年來研討、諮詢、調查的基礎上，著重建設支援青少年健康發展，以及防範青少年離家出走、酗酒、賭博、吸煙、濫藥、販毒、縱火與童黨滋擾、欺凌行為的機制。對於不作刑事歸責令青少年敢於犯罪的憂慮，政府應當向公眾（包括青少年）提供正確訊息：不作刑事歸責，絕對不等於當事人不須受處罰，絕對不等於不須付出代價。十四至十六歲犯罪者，儘管因為未歸刑責而不入獄不留刑事案底，卻須在現有收容感化過程中，接受失去自由，面對嚴格管教，實際上是人生的一個挫折，須付出更大努力才可能取回原有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