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咀昌、問題昌與民主昌

　　　　在澳門的政治實踐

2007年

　　今年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澳門學社決定開始發起澳門回歸日民主遊行，以社會行動表達要求政制改革起步的訴求。本人也開始以民主昌的名義建立網頁宣傳，算是有意識地披上民主昌的戰衣，作為符號標誌，由多咀昌、問題昌轉變成民主昌了。作為立法會選舉的持續參與者，回首前塵，檢視過去在澳門的政治實踐，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重溫一下過參與立法會選舉的主打傳單。

一九九六年傳單　多咀昌

　　一九九六年新澳門學社籌組民主新澳門參與立法會直接選舉，列第九組。作為第一候選人，主打的競選宣傳是最年青的組合、創造議會新形勢。為了證實進軍立法會四年後仍然是最年青的組合，傳單列出各參選組別候選人的平均年齡，分別是第一組經濟民生協進會五十歲；第二組民主民生協進會四十九歲；第三組同心協進會四十六歲；第四組繁榮澳門同盟四十一歲；第五組建設澳門同盟四十二歲；第六組群力促進會四十六歲；第七組娛職聯誼會五十二歲；第八組經濟建設聯盟四十四歲；第九組民主新澳門三十五歲；第十組友誼協進會四十六歲；第十一組福民協進會四十四歲；第十二組根在澳門四十三歲。其實，最年青也不代表什麼。

　　最重要的是創造議會新形勢。初涉政壇那八年來，個人實踐的方向是用盡議員的權力去嘗試推動議會文化改變。過去極之罕有的議前程發言及質詢，九二年進入立法會後便不斷提出。傳單也提及，對於過去立法會不敢逾雷池半步的政府年度施政方針，個人實踐上是每年都刻意不計輸贏提出一系列修改，終於帶動改變，對一九九六年政府施政方針，立法會破紀錄地通過了二十五項實質修改。不過，在傳單中更著重列表比較議員在第五屆立法會的議程前發言次數：八名直選議員中，吳國昌七十次，何思謙四十一次，唐志堅三十三次，羅拔度三十二次，崔世昌二十六次，梁慶庭二十一次，高開賢十四次，曹其真一次；間選及官委議員共三十次。事實上，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間，新澳門學社的宣傳品經常都附帶報導議員發言的次數，協助推動其他議員同事多來發言。在競選傳單再著重宣傳，就是加強多咀昌的舷號標誌，進一步施加壓力。當然發展到回歸後的今天，特區立法會大會每次都有十多位議員發言，經常要大會延長議程前時間，而本人也不可能在次數上獨領風騷了。

二零零一的傳單　問題昌

　　一九九二年新澳門學社籌組民主新澳門參與立法會直接選舉，列組。作為第一候選人，當年的競選主打宣傳是列表說明回歸後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特區立法會議員向政府書面質詢的次數：吳國昌九十九次，高開賢九次，關翠杏七次，梁慶庭五次，容永恩，周錦輝三次，區宗傑一次，唐志堅一次，賀定一一次，曹其真零次、劉焯華零次、歐安利零次、吳榮恪零次、林綺濤零次、許世元零次、許輝年零次、崔世昌零次、梁官漢零次、張偉基零次、馮志強零次、黃顯輝零次、廖玉麟零次、戴明揚零次。作為主打符號標誌，多咀昌轉變成問題昌了！

　　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原因是議會運作起了變化。議程前發言者眾，無需再強調了。回歸後政府施政方針只有辯論，不得動議修改（這是退步了，雖然回歸後享政辯論有傳媒直播，倒也有進步）。書面質詢卻是個可以大力開拓的空間，原因是在澳葡時代高官之民意根基在里斯本，對立法會議員的書面質詢通常厚著臉皮不答，但回歸後特區政府高官是本地人，民意根基在本地，對立法會議員議員質詢倒是有回答的。一問一答構成了公眾事務的對話，也反映了政府管治能力。因此，特區成立後，個人實踐上就化身問題昌，刻意不斷提出質詢，更在選舉宣傳中突出質詢數字，向議員同事施加壓力。結果，立法會議員的質詢愈來愈多了，而儘管在建制陣營主導下，議事規則把無限次數書面質詢改為每週只容提兩次質詢，然後再改為每週只許提一次質詢。可是，提質詢的議員愈來愈多，立法會向政府提過去的質詢源源不絕。到現在，本人也不可能在次數上獨領風騷了。

　　多咀昌和問題昌，都是個人實踐嘗試推動議會形勢改變的符號標誌手段。在非直選估多數的立法會，要憑選民支持爭佔議會多數是不可能的。所謂創造議會新形勢，就是實質增加特定的議會行為，向公共空間提供養份。回歸前，透過引動直選議員同事的爭相發言，甩的就是令這個原本公共事務訊息封閉的小鎮，透過立法會的會議，經常取得各種公眾事務的資訊和論述。特區成立後，每個星期無休止的不斷質詢和政府回應，更加充實了公共空間。當然，再加上推動普及教育，提升新一代的學歷水平，令民間社會更有能力去吸收運用這些公共事務資訊，社會變革的能量就大增了。

　　無論怎樣包裝宣傳，如果得不到市民支持，不能勝選，是不能引動改變的。要得到支持，當然不能只顧大量多咀發言或只顧大量提問質詢，而是要盡所能在各方面好好履行議員本份的，因此，提案、審議、接見市民，處理個案等等，都必須盡所能去做足。在這基礎上，能取得支持，能勝選，個人實踐卿化身的符號標誌才會有效。

　　那麼，為什麼刻意選這止標誌，而不選另一些標誌呢？例如，為什麼不刻意宣傳處理個案的數字或成功爭取的案例呢？原因是在社會參與或民主模式中，處理個案要著重增強當事人跟公權力交往的信心和能力，藉以為社群充權，為民間社會充權，而不是像壓力團體政治那般把個案的進展包攬為一己功勞，令當事人淪為靠有力人士出頭的乞憐者。因此，要宣傳，就找能引起關注，有利社會改革方向的行為來宣傳。

二零零七年回歸日民主遊行　民主昌

無論如何，現在要努力化身民主昌了。新澳門學社在今年二零零七年開始發動回歸日民主遊行，開始打出二零一九普選特首的口號，原因是經過幾次公開向特首提問，已可以確定特區政府領導人無意推動二零零九年政制改革。民間不動，恐怕就永遠不動了。

按照澳門基本法，二零零九年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推動時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附件一和附件二內分別規定了在二零零九年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機制。可是，在香港政改停滯不前的背景下，而澳門特區的統治陣營的主觀取向，其實並非要增加民主參與，反而是要減少民主參與，因此就趁機堅決讓政制停不前。建制陣營的專家學者，甚至揚言因為港澳基本法的寫法不同，按照澳門基本法是不可能有普選的！在這背景下，我們有責任在民間燃點起民主改革的希望，有心理準備，要持續爭取，要創造政治對話，要終於推動政改對話，打破按照澳門基本法不可能有普選的政治神話。

記者在迎接回歸時，其中一個願望是要令澳門的民主派成為一個好的符號標誌，以備參與推動民主政制。現在就是起步的時候了。

　　　雙城映照　澳門何去何從

                                              2013年 

從一段掌故說起

　　澳門回歸之前，在八十和九十年代，製造業、建造業、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被視為經濟四大支柱（賭業被視為邪門，通常不算在內）。在四大支柱中，以製造業為主。

　　過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全球對壘，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獲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特別安排，發展經濟，作為亞洲圍堵共產陣營的經濟前線。特別是六十年代亞洲多個地區反殖鬥爭（當時香港反殖鬥爭被港英鎮壓掉，澳門反殖鬥爭打敗澳葡政府，新加坡甚至成功脫英立國）塵埃落定後，以美英為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刻意在亞洲進行經濟戰略分工。四小龍等地獲得出口歐美的優惠配額，令勞動密集加工出口業迅速成長，然後在出口工業基礎上再升級發展質易金融地產各業（相對之下，沒有優惠的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則被落後了，更談不上產業升奴，終致國民出外謀生當世甲工人；而澳門初期也未獲優惠），令當地暴現繁榮，令居民有上流機會，既防共產主義滲透，亦發揮映照共產陣營經濟落後的作用。直至九七八年後中國開放改革大量新移民來澳當廉價勞工，香港出口工業投資者透過國際會議爭取把出口歐美的優惠配額延伸來澳門。

　　這裡插一段澳門的坊間掌故。話說已轉進香港的上海的織製工業家賀田家族、曹光彪家族等等都嘗試來澳門設廠，助澳門爭取配額，配額在形式上由澳葡政府分給各廠大展拳腳，居民變得夜夜聽聞工廠趕工噪音。突然，工廠生產機器都停了。原來是缺電。鬧到澳葡政府那裡，官員說請大家合作，一星期停兩天三天，又安排民居定時停電，以維持供電。終於由何賢家族的大豐銀行，崔德祺家族的誠興銀行協同各資本家集資注入電力公司，買發電機，讓工廠和民居不致停電。這些資本家，不僅是社團領導，更是當年澳門地區經濟的實質領導者。

　　如此這般，到了一九八六年，澳門製造業產值佔澳門地區總產值已經從個位數急增至達百分之三十六，標誌著澳門進入工業化社會。接下來，繼中英聯合聲明之後，中葡聯合聲明亦正式簽署。澳門跟隨香港，也開始了回歸中國的過渡期。

　　上述掌故提及的名人中，何賢的兒子是澳門特區首任特首；崔德祺的親姪兒，是澳門特區現任特首；曹光彪的千金，是澳門特區首任立法會主席；賀田的兒子，是現時唯一的澳門特區全國人大常委，且是將來立法會主席的熱門人選。

　　澳門特區成立初期，獲中央政府接納作為澳門政府領導統治集團核心的，正是澳門在工業化社會時期作為社團領袖兼實質經濟領導者的第二代。

回歸過渡期的港澳風雲變幻

　　當港澳進入過渡期後，中英角力遠比中葡角力來得緊張。隔岸觀察，在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全球鬥爭的背景，香港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安排圍堵共產陣營的前線堡壘，要交還中國，客觀處境相當於木馬屠城記內那一匹木馬。港人不少擔心回歸後受迫害而安排移民外國，港英安排區議會制度、立法會直選等等都被懷疑設下顛覆共產主義中國的陷阱。

　　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六四血腥鎮壓之後，兩年之內，全球共產主義陣營整體崩潰，過去亞洲圍堵共產陣營的經濟前線失去利用價值。中國內地以國家官僚資本主義方式推動經濟發展，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世界工廠。世界資本主義乘勢加強資本主義全球化。亞洲四小龍及澳門都不能制止資金外流，工序外移。在九十年代後期，澳門經濟陷於停滯。

　　這個世局轉變，令香港回歸的政治衝突減低了。世界共產陣營既已崩潰，中國既已走資，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來說，去顛覆已沒有意義，儘管國際間的角力是不會停止的。在回歸前經濟停滯的壓力下，港英政府利用財政滾存投資基建，力保金融地產，加上香港基層因有港人外移騰出空虛，尚保持有上流機會。

　　除了香港民主派已積極組織政黨外，過去非政治化地接受港英行政吸納的香港本土大資本家和曾在反殖鬥爭失敗後長期被邊緣化的親北京陣營，都分別組織政黨籌備參與建制管治，而港英公務員系統原高官也形成勢力。整體形成了精英多元競逐的局面。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港方成員當中，包含了各方精英代表。香港基本法政制條文，包括了爭議性的元素，既有力保行政主導的特設機制，亦有終於實行普選卻未定日程的規定。

　　澳門方面，澳葡政府對經濟下坡束手無策，倒是早已跟本土大資本家融合的親北京愛國愛澳陣營興高采烈地準備接掌治權。

　　在六十年代反殖鬥爭打敗澳葡政府後，澳門親北京愛國陣營領導華人民間社會，且積極融合資本家，而這些資產階級家族公平公開公正民主廉潔的澳門特區。

澳門傳統愛國陣營的領導結構形成了大資本家領導的格局，原因是在反殖鬥爭成功和經常聯繫群眾的基層社團幹部，其個人影響主要是來是社團組織，因此不是被持續統戰的對象；相反，融入陣營的大資本家，個人本身各有一定的財勢自主能力，持續成為被統戰照顧的對象，因而在本土陣營內的地位持續提升。

　　八十年代的澳門未及普及免費教育，也沒有大學。能完成中學往外升大學的不足一成。加上澳門行頭窄，在外克成大學的不一定回澳。倒是資產階級子弟大都會留學回來，在父輩提攜下發展。故此，愛國愛澳資產階級二代接掌治權，看來是水到渠成。

　　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澳方成員完全由親北京愛國愛澳陣營壟斷。澳門基本法的政制條文，雖然跟香港的大同小異，但是在澳方草委的意願下，甚至刻意迴避了「普選」的表述。乃致澳門特區成立十多年來，統治陣營的專家學者曾經一再藉此編造壓制政改訴求的神話，硬說因為港澳基本法的政制條文表述不同，故此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是不可能實行普選的。

澳門特區的盛世不公

　　澳門經濟回歸前早已衰落，回歸後立即爆發失業工人示威。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察覺經濟下沉的危機，在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疫症打擊後一厥不振。中央政府鑑於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有餘力助港澳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

　　事實上，澳門特區成立後，社會抗爭行動的頻率立即提高了。愛國愛澳統治陣營外的一些工人團體，每年五一都發動抗爭遊行。間中出現激烈衝突事件。到了二零一零年，更開始有青年人自發組織五一抗爭遊行。接著數幾年來，醫生、教師、社工等專業群體都曾先後借助青年人組織的遊行來表達專業訴求。

　　有熱心公眾事務的年青人對比港澳兩地年青人反高鐵反國教等大規模抗爭行動，覺得澳門自愧不如，對澳門大部份年青人對社會不公沒有反應表示失望。

　　平情而論，發展到二零一三年這一刻，港澳兩地青年的處境不同。澳門醒覺青年所體驗的是盛世之不公平和壓迫，但仍未到最壞的時刻。簡單比較，香港回歸十幾年至此，青年人勞動入息中位數的增長率是0%；澳門回歸十幾年至此，青年人勞動入息中位數的增長率是稍高於100%。香港不少青年人住劏房；澳門基本上是外勞住劏房。澳門現在青年人上大學逾八成，學歷普遍高於不足一成上大學的父母輩。香港現埂青年人上大學約三成，學歷一般不比父母輩高，而在工作收入不理想，上流無望的情況下，在父母跟前深感壓抑。行文之際，香港連續發生失業青年弒父母的凶案。深深歎息之餘，也需反省雙城發展至此刻的軌跡。

　　港澳此刻經濟處境的落差，主要源於中央政府助港澳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的不同效果。助港澳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最有力的措施是在政策上支持香港發展金融中心，澳門發展博彩中心，並開放國民赴港澳旅遊。支援的效果，在港澳各有不同。

　　香港的經濟規模較大，內地遊客給香港提振經濟的幅度有限，而遊客消貴跟金融中心發展沒有協同效應。

發表時間：2013-10-06 08:23 PM  [ 編輯日誌 ] [ 分享至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