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議機制失效直接行動補救

　　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市民的歸屬感已顯著加強，而澳門整體經濟在中央政府政策支持下亦大有發展。可是，由於政制不民主，本應可透過選舉權利促使當權者負責的絕大部分澳門永久性居民當面對不公平不合理的施政時，都深感無奈。並非由直選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以及大多數不是由直選產生的議會，一度以為可以罔顧民意強行通過容極具爭議性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離職保障》法案，惹起公眾對高官貪財、特首迴避刑責的強烈不滿。今年五月，終於要在公民一再上街抗爭之下才撒回法案。這正是代議機制失效，必須公民直接行動補救的典型例子。

　　代議機制失效，公民直接行動補救，當然不是澳門牽頭。香港的反國教辨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都是澳門反離補行動的參照例子。香港的悲壯雨傘運動，更一度震動國際。雨傘之後，在失敗氣氛中，勇武行動仍不斷在鄰埠嘗試。

　　直接行動要不要和理非非？倒是一個有趣的立場界線話題。關注直接行動的人，有認為可定和理非非的勇武是離軌的破壞行為，授予統治者打壓藉口，令民意反感。也有認為和理非非十幾廿年一事無成，繼續下去只是「膠做」，統治者不仁，不勇武等於認命。

　　那和理非非是怎麼來的呢？三十年前因緣際會參與香港的學運，當時正是港人積極份子熱衷演練和理非直接行動的年代。當時身邊的港人同道，不管是左中右膠，都視和理非為正道。筆者來自澳門則稍有抽離。探索之下，曾經質疑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為行動綱領的社會行動模式，是港英為回應反殖危機而刻意培育的。具體背景是六十年代港澳兩地反殖鬥爭結果相反，澳門這邊反殖鬥勝，澳葡苟延殘喘；香港那邊港英成功鎮壓後，為防反殖力量再組織群眾挑戰，刻意鼓勵壓力團體政治，引入社區組織協會、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專注社區發展而無意奪取政權的組織，協助社會各群體把需要政府處理的問題及早有效整理出來。官員怠慢，就以公開的行動宣示，但行動嚴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規範。由於有一家成效，各界也分別產生了壓力團體，採相同的規範表達訴求。港英刻意引入這一套，顯然是殖民統治者深知政府行政上吸納的商界和專業精英其實不能有效反映民意。代議機制失效，直接行動一定要來。臣就不如引入他們在西方祖家憤於應付的壓力團體模式來規範直接行動，以免被反殖力量代表群眾。

　　可是，這個「陰謀」又為什麼被廣泛接受呢？當時分析，原因之一是港英政府的確有酌情對這些抗爭行動有回應。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港人也普遍不認同打破和理非的規範，落入文革式鬥爭的災難。不錯，當時探討起來，直接行動除了和理非社辨規範外，另一個主要參照模式就是文革式的批鬥──對港人來說，那代表野蠻和被人利用。

　　世事當是是與時俱進的。和理非衍出和理非非，據說是鄰埠特區政治爭論中，有人用粗言達意，有人指粗言為語言暴力，要「非粗口」。

　　當代議機制失效，統治者對和理非的直接行動冇反應，本來也不是只有勇武一途。在和理非規範之下，本來進一步的選擇是公民抗命。綜觀近年亞洲華人社會幾場具規模的直接行動，反國教、反離補都屬和理非社會行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港佔中三子構思的佔中行動則屬公民抗命。傳統的非暴力抗爭是務求在全體參與者服從一元化領導之下進行的。在互聯網群組文化的世代，一元化領導漸難實行。因此，由雙學啟動的雨傘運動則誕生了反大台、勇武和離軌傾向。

　　澳門特區這邊，一般直接行動仍在和理非規範之內，但經濟環境會逆轉，台港澳社運會互動。無論你喜不喜歡，如果代議機制持續失效，經常要瀲發直接行動補救，甚至可能補救不了，則不同的抗爭模式，要來的始終會來。

　　行政長官和立法議員由直選產生，而主要官員在由直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的領導下承擔問責，令代議機制生效，才是長治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