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衛皇后碼頭以年青知識階層為主力，跟澳門護塔連線主體的階級背境相近，只是前者有較長的爭取保育實踐經驗和具備行動抗爭實踐。後者實力尚小又未發展到敢於出來行動抗爭，所以策略性地圍繞著保護「世遺」的主題(佔據道德高地)來發聲。

保衛皇后碼頭者在抗爭中，逐步把抗爭目標的界定，從保留「集體回憶」轉進到捍衛「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是二次大戰以後港英管治下在中環開闢出來，跟中環其他極度商業化（老式商業化和現代商業化）空間截然不同的，具有高度開放性的公共空間。一九六六年反天星小輪力價；一九七零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爭取失明人士權益行動，爭取分娩假期行動；八十年代菲律賓外傭反僱主剝削運動，爭取廣場使用權行動；一九八九年聲援北京學運行動……都在此進行過，而在圍板之前，這地方仍是大小社會行動及派單張可用地點，亦是菲傭主要集散地。清拆皇后碼頭，就是要消除這個社會行動公共空間，即使將來可提供的海濱長廊一類開放地段，亦將只是公園休憩區類的空間而已。因此，是捍衛「公共空間」的抗爭。

在澳門每年「五一」都有示威可不可以行新馬路的爭持，這也是一種以抗爭行動爭持公共空間的實踐。以北區為基地的工友，自從二千年多次遊行示威之後，已意識到每年「五一」這個讓工人集體出出氣的時候，工友的遊行示威應該堂堂正正有權走過新馬路這個特定公共空間；歷年來，政府每次用各種方式阻撓他們走過新馬路時，都再一次喚起工友這種公共空間權力意識。

比較之下，香港護后和澳門五一存在截然相反的對比。

香港護后行動主體是年青知識階層，事實上他們並非必要用這個地方進行社會行動，因為重大社會行動地域近十年來已轉移往由維多利亞公園途經港中聯辦至政府總部的地段。真正很需要這個公共空間的是菲律賓外傭──這是對她們管制最寬鬆，最方便她們發起集體行動的地域（在其他地域聚時她們會較多被警方干預或查核身份）。可是，相對上最需要這個空間的群體沒有出來參與抗爭，而過去以這地域發動過各種大規模社會行動的團體和群體，也沒有出來參與抗爭。現在有需要組織大規模社會行動的群體，因為已有新地域可用，也沒有出來參與抗爭。故此，香港護后行動，相對而言，是理念衍生而主體缺位的社會抗爭行動。

相反每年「五一」爭取行新馬路的以北區為基地的基層工人群體，沒有刻意形成一套堅持行新馬路的理據，卻是由這一批意識到需要走過新馬路這個特定公共空間的實踐主體，一年又一年地堅持出來抗爭。這是沒有形成理念的主體抗爭行動。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各大城市，主要是三股力量爭逐公共空間權力，一是資本家，不斷策劃將土地和建築物發展成有經濟價值的商品，二是政府公權力機關，三是民間社會各層面分別建構出試圖規劃公共空間的公共意志。

在香港，政府公權力程序理性較強，管治功能獲較大認同，對付異議力量，是以管治功能為主，強制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為輔。林鄭跟抗爭者對話的內涵，基本上是一再申張政府在管治功能上依程序理性進行既有過程和決定，並利用估計可獲公眾認可的管治功能，打圍板前最後一場意識形態戰；然後，動用有節制的強制功能。

在澳門，政府公權力程序理性弱，管治功能認受性低，對付低文化水平群眾的抗爭行動，就傾向於積極動用有顯著歪曲作用的意識形態掩護（強指工人有暴動傾向、違法、沖擊商業活動，以及大量社團聲援）強制功能去壓服抗爭。

反之，面對文化水平不弱的護塔者，政府沒有具威信的管洽功能作為回應，更在意識形態戰上處於劣勢，唯有寄望這股尚未能由理念衍生主體抗爭行動的力量停留在言論層面。到關鍵處，忍一時之氣，笑罵由人，工程完了就是神仙！資本家的力量通常在後面發功，不喜歡公開辯論。

每個國家，每個城市，三股爭逐公共空間的力量，各有不同的處境和態勢。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種力量雖仍分散和弱勢，但卻在加強中。學社是企圖建構公共意志爭取規劃公共空間的民間社會各層面力量的同路人，不斷互相協助施加壓力，以抗衡官商勾結。

不過學社沒有刻意把各層面力量串連成總反對力量－－革命黨通常會這樣做。

除了護塔和五一，澳門各區均有分散的公共空間抗爭。現在，新橋部份居民反對建倉儲式停車場的陳舊抗議大布條仍在飄揚。大興街富盈大廈和田畔新邨反對政府批建高廈地盤涉霸佔地事件，正一再引起攔阻工程的抗爭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