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道、授業、解惑外還少了什麼？／文﹕椅子 2009年1月21日
【明報專訊】東漢蔡倫造紙以降，中國人發明了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乃至一些原創的數術。每一個炎黃子孫都對這些成就津津樂道。可惜的是到宋朝之後，如此家珍就難再數下去了。近代中國土地上的發明相對於西方而言亦乏善可陳，未能在前人輝煌的基業上再接再厲。時值21世紀，中國矢志在國際社會上作一個負責任、有貢獻的主要成員，亟需探討科學技術、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等方面可大可久的持續發展之道。
中國精神之研究
外國人作出突破性貢獻時，往往有國人引經據典地聲稱﹕「那沒什麼新奇，中國早就有了。」要說某些概念在中國早就有了或許不無根據，問題是有了之後為什麼難以為繼？西方的研究精神與實踐可以稱得上「古已有之，於今為甚」，凡事都要問為什麼，崇尚獨立思考和客觀批判。
創新發明後力不繼的癥結在於我們辦教育、做學問崇尚單方面的傳道、授業、解惑。傳統教育旨在弟子們得到學富五車老師的真傳，卻不鼓勵後進檢驗真理，發明創造，超越前人。切磋學問時則以和諧至上避免爭議，因而導致是非不清，原地踏步。因此中國古人或許在概念上有原創性，往往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突破開花結果，反而要等到外國人來發揚光大。我們引以為傲的中國精神，實在值得探討。
精益求精之不足
《論語》提出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及唐太宗《帝範》提出的「取法乎上」，都強調精益求精。然而，這些概念性的陳述，未有研究落實的可貴；不如美國人講究品質，追求卓越而有系統地體現於方法和規範之有成效。日本品管大師田口玄一所規劃的品質工程更在二次大戰後克服原料、技工和生產設備之不足，提高日本產品的競爭力，超英趕美。近日更用以推廣於製造業以外的服務業。反觀中國產品製造及服務業，亦步亦趨於西方之後，至今還在品質的泥沼中困惑掙扎。選賢舉能、民為邦本和天下為公的民主概念中國古已有之，但三權分立則先由英國的洛克提出，再由法國的孟德斯鳩訂定行政、司法、立法鼎足而立的形式，成為實踐歐美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證。中國國畫數千年以來講求意境、色彩、筆法等等，代代相傳，固然美不勝收。可是繪畫的立體呈現既非國人原創，亦非國人改良，而是從歐洲引進的舶來品。類似例子，所在多有。由此可見，中國人做學問不是不學，而是不問──不事探索；中國人做學問不是不學，而是不得其術──缺乏研究的精神。追根究底，這要歸諸教育的缺失。
格物致知之推廣
放眼現今，精通六藝的中國學子比比皆是。他們熟記課文、會彈會唱、能說善道、擅長各式各樣的遊戲和運動。凡是訂得出考試範疇和標準的，他們就有本領拿高分甚至考滿分。從幼兒教育開始到高中，我們的教育制度調教出大批身經百戰的考試高手，即使參賽得科學獎的大中學生也都是特意訓練出來，而未普及。但直到絕大多數人進了研究所才開始對課業的內容有了思考與質疑，起步已比西方大學生落後了十多年。
殊不知學習的精髓在研究。缺乏研究的學習不但流於表面工夫，而且違反潮流。宋明學者主張格物致知，意思是知事物本末，窮事物之理。這可能是最符合科學原則的中國傳統學問之道，因此，科研這個外來語早期的中譯就是格致，格物所得的知識才是科學。我們應當在小學和中學課程中就開始結合教學與研究，及早落實格致精神。
在傳統中國教育單向、家長式的教誨下，堅持己見受到較大的壓力，獨排眾議更需要很大的勇氣。連孟子這位名重一時的大儒都得為自己好辯的名聲解釋說「余不得已也！」注重研究正好顛覆這種源自傳統的壓抑，因為同樣的論題，基於不同定義、不同檢視角度和不同探討時機，都可能達至不同結論。也就是說，研究的結果不能定於一尊，而且總有商榷的餘地和改進的空間。
結論
研究以事實為根據，目的在求知和創新。它的應用範疇不限於科學和技術，更涵括文藝和哲學。研究不止要落實於教育以充實教學內涵與教育改革，也要落實於企業經營和政府運作以提高效率。研究者應覑重人性化，訂定明確的目標，為最多的人謀取最大的福利。傳道、授業、解惑外，更要講求格物、致知，不但要嚴格落實於大學教育中，並且要從小做起，讓研究在香港做為當代教育中主要的一環來極力推廣。
椅子
一位在大學出任要職的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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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在可以分類成「中國文化」的環境之下，我最不滿的的確是身邊的人缺乏邏輯思考的能力，以及對生活要求太簡單。對錯由人情而定，喜歡就對不喜歡就錯，文明的進步假手於自然進化，文明當然進步得很慢。
生存是可以很簡單的，只要你的下一代能夠長大至有生育下一代的能力就可以了。但是這樣的文明可以千年不變，不求進步直到被人打到七零八落為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