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加盟”與“直營”的路徑對比
以“加盟”與“直營”模式作為觀察大多數王朝公司創建過程的視角，不難發現，每一種成長路徑的確定，固然與領導者獨特的個性與能力存在很強關聯，不同歷史背景也會對最終選擇的“創業”模式構成極大製約。
無論是何種原因導致了一個王朝創業之際的最終路徑選擇，在歷史的塵埃落定之後，今天的我們更容易全面對比不同路徑選擇的優點與不足。必須看到，在任何一個王朝公司創建的成功案例中，無論其採用“茶飲加盟加盟”還是“直營”模式，都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為組織的成長擴張提供了強大而有效的推動力，同時也會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接下來，我們將從擴張的效率和成本、實現的規模以及日後的隱患三個方面對加盟與直營兩種路徑選擇做以對比分析。
狂飆突進與穩紮穩打
對處在創建之初的組織而言，快速成長擴張無疑是最為迫切的目標之一，而對比“加盟”與“直營”兩種成長路徑，前者顯然更易實現狂飆突進式的迅速膨脹，後者則更適合於穩紮穩打型的平緩擴張。例如，週取代商的過程中，由於廣大諸侯國的“加盟”，僅一年時間就擊敗了失盡民心的紂王王老吉第平定東方六國共耗費了10年時間，其間還經歷了多次慘烈戰爭，秦人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西漢與東漢不同時速的建立過程也可看作對這兩種擴張路徑效率對比的例證。劉邦於公元前209年響應陳勝、吳廣起義而起兵反抗暴秦，僅三年時間就攻入秦國都城咸陽。在隨後的楚漢對抗中，他又用四年時間消滅了不可一世的項羽，成就帝業。與歷史上諸多王朝的創建過程相比，劉邦締造西漢顯得極為“輕鬆”而富有效率，而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則要歸功於其所採取的“加盟”擴張路徑。
實際上，在與項羽正面交戰過程中，劉邦親自率領的部伍敗多勝少，屢次陷入窘迫境地。真正使勝利天平傾斜到劉邦一方的因素，是原本擁兵觀望的韓信、彭越等諸侯的加入。當然，這種加入是有條件的，劉王老吉涼茶邦不得不拿出大片土地並賦予對方極大自治權。他聽從張良的勸告，“與此兩國約：一旦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封彭越為王；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並淮南、淮陰之邑，全部封給齊王韓信。”這一舉措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使者剛趕到彭越、韓信處，兩人就立即出兵合擊楚軍於垓下，項羽就此敗亡。
與劉邦“加盟”模式的狂飆突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劉秀以“直營”模式穩紮穩打地結束割據局面時的巨大時間消耗與人員損耗。
劉秀於公元22年起兵參與推翻王莽的戰爭，經過14年的浴血奮戰，於公元36年滅掉最後一支割據勢力盤踞西蜀的公孫述，其間可謂艱苦備嘗。起兵三年之後，劉秀麾下不過數千人，地盤只有廣阿一城，而當時擁兵數十萬、割據千里的草莽英雄比比皆是。對於未來，劉秀自己未免也心中沒底。他在廣阿城樓上打開全國地圖，問自己最寵信的助手鄧禹：“天下郡國如此之多，現在才得到其中的一個。你此前卻對我說平定天下不足為慮，為什麼呢？”
此後，劉秀仍繼續步步為營地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先是擊敗了割據河北的王郎，實際控制範圍拓展到北州十郡，接著擊敗數十萬銅馬軍，盡收其精銳部分。此後，劉秀又大破赤眉軍，先後平定割據睢陽的劉永及割據青州的張歩。至此，割據一方的勢力只剩下隴右的隗囂與西蜀的公孫述，而劉秀創業加盟又花費了六年多的時間才把兩處平定。其中，攻打公孫述的戰爭進行得尤為艱難，在曠日持久的對峙中，大將來歙、岑彭先後於陣前被斬殺，直至即將攻破成都時，仍遭遇了幾乎逆轉戰局的大敗。
如果完全忽略歷史背景，單純就戰鬥力做一番跨越時空比較，公孫述顯然不及項羽，而劉秀所直接控制的將領兵馬則強於劉邦；但在實際戰鬥中，公孫述讓劉秀吃盡苦頭，其背後所體現出的正是“直營”在擴張效率上不及“加盟”，而耗費成本更甚。
開放姿態與保守經營
在新興組織的擴張過程中，“加盟”與“直營”兩種路徑的差異不僅體現在效率和成本的高低上，還反映在擴張規模的大小上。一般來說，採取“加盟”模式建立的組織通常保持著更開放的姿態，追求最大限度的擴張；而採取“直營”模式建立的組織則傾向於以保守克制的態度經營管理現有版圖，固守有限空間。
以前秦的建立者苻堅為例，他在賢相王猛的輔佐下，先後滅掉前燕、前涼、代國，並繼續賦予亡國君臣以較大的權力，從而以“加盟”模式打造出一個版圖遼闊的帝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少數民族完成的北方統一局面。與北方的對手相比，偏安南方的東晉、宋、齊、梁、陳等朝代則表現出保守經營的一面。其中，劉宋的建立者劉裕在南朝諸帝中可算最具雄才大略，他於東晉創業加盟末年發動北伐，先後滅掉南燕、後秦，實現了南朝版圖的最大擴張，不過，事後證明，這只不過是劉裕為取代東晉積累政治、軍事資本，他並無意於繼續拓展地盤，對新佔領的土地也沒有信心進行維護，於是，不久之後，劉裕奪取的土地就相繼落入北人之手。
再以西漢為例，儘管建立之初苦於連年用兵，但對於擴張版圖之事卻從不憚於勞頓。當時，秦朝任命的南越尉趙佗趁天下大亂，割據嶺南自立為王。劉邦對這塊偏安一隅的土地並不放棄，特意派出擅長辭令的陸賈拿著印信冊封趙佗為南越王，令其服從中央管束。趙佗開始無意接受這一“加盟”邀請，態度十分倨傲，陸賈軟硬兼施地表示：“足下本是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都在河北真定。現在足下想要以區區之南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漢朝得知消息後，掘燒大王先人墳塚，夷滅宗族，只要派一名偏將帶領十萬兵馬逼近南越，則南越之人就會殺掉大王而降漢。”於是趙佗立即恭敬地接受了冊封。
東漢則是以“直營”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權，深知擴張不易，因此以謹慎心態對待擴充版圖的機會，更專注於經營固有疆域。 《資治通鑑》記載，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鄯善王安都派遣使者進奉貢獻。西域各國苦於匈奴的繁重賦斂，都願歸屬漢朝，請求皇帝像西漢那樣重新設置都護府進行管理。光武帝認為中國剛剛安定下來，(不願多事)，沒有答應各國的請求。”與劉邦主動招納割據勢力“加盟”的做法不同，劉秀對送上門來的擴張機會都予以回絕。
對待規模擴張的不同態度直接導致最終控製版圖的大小之別，這在歷史地圖上有著鮮明的對比。以疆土廣大著稱的王朝如元、西漢、唐、清，強盛時統治面積都在1000萬平方公里以上，這顯然是與這些王朝在領土拓展上所保持的開放姿態以及所廣為採用的“加盟”策略有關(至少在對外開拓疆域時如此)。而東漢、宋、明等相對保守的王朝，版圖大為縮水，其中北宋巔峰時只有不足5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免有疆土日蹙之感。
當然，盲目擴大規模未必意味著成功，而固守經營有限的版圖也代表無能。唐代極盛時，曾控制了北到貝加爾湖、西至鹹海的廣袤土地，然而這種統治關係是脆弱的，安史之亂後，隨著國勢的衰弱，大片“加盟”土地紛紛恢復為獨立狀態。而東漢雖然開國時規模不及前代，但在近200年的時間裡始終保持著對“直營”版圖的有效控制，在對外戰爭中罕有戰敗失地，可見這一模式在維護既有版圖的完整上更勝一籌。
“瓦解”危機與“土崩”隱患
“加盟”與“直營”兩種成長路徑，除了擴張效率和規模上呈現巨大差異外，在所帶來的危機或隱患問題上也有顯著不同。其中，以“加盟”模式締造的組織往往遭遇上層分裂的“瓦解”危機，而以“直營”模式經營的組織則常常面臨上下離心的“土崩”隱患。
“瓦解”與“土崩”的概念最早由西漢時的徐樂提出。所謂“瓦解”，大意是指統治上層的分裂，而採用“加盟”模式建立起來的王朝，往往容易出現此類危機。西漢建立之初，除了實力最弱的長沙王之外，其餘異姓王紛紛起兵造反，對新興王朝構成較大威脅；漢景帝時，又發生同姓王造反的“七國之亂”，帶來嚴重的變亂動盪，這些事件都屬於“瓦解”危機。所謂“土崩”，則是指統治者失去民心之後眾叛親離、上下離心、底層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這類隱患更容易發生在那些以“直營”模式建立起來的王朝身上。
採用“加盟”模式建立起來的王朝公司，在以極高的效率拓展極大的版圖的同時，往往需要付出權力分割的代價，而一旦權力的妥協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勢必會出現“加盟”勢力分裂獨立的危機。
以清初的“三藩之亂”為例。滿清入關時，軍隊只有十餘萬，整個族群部落也不過百萬人左右，它自知僅靠自己的實力不足以征服人口上億的明帝國，於是廣泛借助以吳三桂為首的明朝降將的力量。其中，吳三桂平定雲貴地區，孔有德徵定湖廣地區，尚可喜與耿繼茂分兵定福建、廣東。這種“加盟”模式當然有助於提升擴張效率可資對比的是，元滅南宋時，僅襄陽之戰就耗時六年多，而清軍滅掉南京、杭州、廣州等地一系列南明政權僅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不過，這一做法帶來的隱患也是深重的。 1673年，吳三桂因不滿清廷削弱自己權力的舉措，率先起兵反抗，福建、廣東、廣西、陝西、湖北、河南等地紛紛響應，對清廷構成了極大威脅。經過八年的艱難平叛，康熙帝才正式終結這一“瓦解”危機。
對於以“直營”模式成長起來的王朝而言，通常不會遭遇“瓦解”危機，卻常常陷入“土崩”之局。這是因為，以“直營”模式創建基業，不僅效率低下，而且版圖規模也較為有限，隨之而來的，則是歷史遺留問題的牽連不決與應對外部侵略時的力不從心。
明代是朱元璋以“直營”模式締造的王朝，建國之初就面臨著嚴重的外部形勢。明成祖時堪稱明代國力最強盛的時期，但也未能徹底肅清蒙元殘餘勢力。在明代近300年的統治期間，北方的蒙古、東南沿海的倭寇、東北的後金先後構成曠日持久的嚴重威脅。而解決這些危機，需要巨額軍費開支和浩大人力作為支撐。尤其是在應對後金的戰爭中，明帝國無休止地搜刮軍費，超出了底層人民的承受能力，將對外防禦戰逐步演化為深重的國內危機，造成怨聲載道、民不堪命的“土崩”之局，最終，千瘡百孔的明朝在農民戰爭暴風驟雨般的打擊下滅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