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在出版上的作用
近代出版業經歷了從出版技術、出版形式、出版內容到出版機構論文翻譯、出版社會作用的重大變革。從最初的教會出版到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的近代資本主義出版企業的興起，出版業影響著社會的發展和變遷。
翻譯促使近代學科體系的初步建立。晚清時期中西接觸日漸頻繁，大量翻譯圖書的出現，廣泛傳播了西學新知，給中國圖書、文化界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從而引起了出版物內容和結構的翻譯社巨大變革。這一變化在梁啟超編撰於1896年的《西學書目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此表將我國1895年以前翻譯的298種西學圖書分為西學、西政、雜類三大類，大致類似於今日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綜合性圖書。其中，西學類下又分算學、重學、電學論文修改、化學、光學、聲學、地學、動植物學、醫學等12小類；西政下又分史志、學制、法律、農政、商政、兵政等10類。這是與傳統經史子集截然不同的圖書分類法，已經露出新式學科體系建立的萌芽。隨著出版業的進一步發展，近代意義上的學科體系便隨著相關圖書的大量出現而在中國初步確立起來，與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形成一種互補共存之格局。
中外出版在晚清時期廣泛交融。譯書開始成為晚清最重要的出版物類型之一，不僅數量巨大，內容廣泛，而且影響深刻。據粗略統計，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國創建的印刷出版機構近60家，天主教教會創辦的出版機構也有20余家。在國人創辦的出版機構中，如京師同文館，內設英、法、德、俄文英文論文館，是我國第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學校，後有上海廣方言館、廣州方言館、江南制造總局翻中翻英翻譯譯館。外國人廣泛地參與到中國的出版事業中。部分出版機構開始采用中外合資的經營方式，如商務印書館就在1903年10月開始與日本商家合資，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資出版企業。這對商務印書館後來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同時，中國的圖書典籍大量輸出，廣泛傳入英、法、德、俄、日、美、瑞典、荷蘭等國，主要典籍也被翻譯為外文，在國外流傳。於是，在“西學東漸”的浪潮席卷華夏大地的同時，也出現了“東學西漸”的發展趨勢。
我國第三個重要時期是近代科學文學翻譯。近代翻譯的歷程是自然科學翻譯、社會科學翻譯、文學翻譯。魏源、嚴復、林紓是其翻譯代表。尤其是20世紀初，翻譯文學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據粗略統計，這時期出現的翻譯家（或英文潤稿譯者）有250人左右，共翻譯小說2569種。近代翻譯文學為中國人民打開了一個新的藝術天地，它向人們介紹了眾多的外國作家，開拓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視野和藝術視野，提供了豐富的精神營養（如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觀念、競爭進取精神）和藝術借鑒，並為現代作家的脫穎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五四”時期一批著名的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鄭振鐸、冰心、廬隱、郁達夫、茅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過近代翻譯文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