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說到唐英年開腔談「六四事件」,又扯到一點王光亞,所以今天就確實談一談,畢竟王光亞訪港只是數月前的事,而當時我錯過了好好抽水的機會 (?
但如同標題所示,我對王光亞說的話沒意見;卻很有興趣討論蔡子強那篇「王光亞怎能怪公務員」,
王光亞指英國政府培養出來的香港公務員水平雖高，卻只是「 civil servant（公僕）」，只懂接受及執行指令，未能培養出有力駕馭政治兼有長遠規劃的人才，大部份公務員心態是「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指「他們過去是聽 boss（老闆），現在自己當了 boss，都不知道怎樣當 boss、怎樣當 master（主人）」。
「蔡子強：王光亞怎能怪公務員」一文指,公務員是一個配合、執行的角色，而非老闆、主人的角色。司長和好些局長，有關人選，都是由北京挑選的，你揀錯了人，欠缺能力，不能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能為香港帶出方向，那是你北京所託非人，怎能把公務員拿來作代罪羔羊？《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為香港在九七後定下「港人治港」的方針，但這只不過是一個空泛的方針，至於所謂「港人」，具體指的是什麼人﹖是商人﹖是公務員﹖是政黨﹖還是其他領域的精英和領袖﹖就不甚了了。沒有為「港人治港」設想清楚，這實在是香港政治規劃上的一缺失。
有曰:「香港的公務員向來負起決策和執行的職責, 級別愈高, 決策的職權比重愈大, 執行的職權比重則愈小, 『只懂接受及執行指令』的說法, 完全罔顧事實, 對公務員制度缺乏基本認識. 假如, 某某矛頭是指向特首及司局長, 認為他們當中沒有『有力駕馭政治兼有長遠規劃的人才』, 則相信大多數港人都會認同」,基本上,王光亞說那番話是極為有技巧的,誰不知職級越低的公務員決策的職權比重愈小, 執行的職權比重則愈大?不單止公務員,任何機構運作,作為下屬需要執行上司的指令;上司又需要執行上司的指令,這是常識,王光亞這番說話根本就不是說給「所有」公務員聽的,不過反過來說,上司有自己的上司,下屬也有自己的下屬,如果說上司=決策者,即一個社職機構,包括政府,任何一個職級,都既是執行者又是決策者,
領導者人格也許是天生的;但領導能力卻不見得只是天賦,曾蔭權現在是特首,曾經也是公務員,而且不是隨隨便便哪個低級公務員;其次,政經事務大多都有先例可循,只依靠常識即可處理得宜,如果領導者都這樣做的話,上行下效,香港政府的施政,應該不會出什麼大問題才對,
實情是,香港從過去以英國作為頂頭上司,九七回歸後,成為特別行政區,她雖隸屬中國,卻又享有一定自主權,有撰文者指「王主任認為，做政府領導，就要做人民的boss，要做人民的master（主人），以此心態，官員是『主人』，人民豈不是奴隸？」,這一派胡言完全扭曲王光亞說話的原意,與王主任的「主人」相對的不是人民奴隸;而是過去,九七年前處於被動的殖民地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行政長官為首長,取代過去的英國港督,主人一詞實指當家作主,香港從以前被硬性規定跟隨英國的一套,變成雖是中國領土卻可保持自己原有的體制 (別跟我拗這還是英國留下來的體制,不少香港人以此自視為優於中國大陸,且對曾被英國統治的歷史甘之如飴) ,正因如此,才會提出「港人治港」的方針,很大程度上,香港歡送了過去的主人,然後自己當上了老闆,
過去已成追憶,香港要不成為自己的主人都不行,問題是,都說了要「港人治港」,但香港卻始終將中央當成英國,卻偏偏對中央的信服又不如對英國,就這麼,矛盾與決裂出現了,不是貧與富決裂,而是「信服中央」與「排拒中央」的決裂,就像人性一樣,雙方不斷鬥爭;站在兩者之間的政府,假使它是非常清楚,以及理解自己的位置,理應可為此一狀況達成妥協,甚至和解;
可惜的是,香港,或者說香港政府,雖然想將中央當成英國,卻不知道中央想要的是什麼 (根本中央對香港可能就沒什麼特殊的要求,都說要「港人治港」了);不曉得當家作主,更無法應付「信服中央」與「排拒中央」的內部矛盾,有曰香港政府施政「一步一驚心」,如此如履薄冰、見步行步,也難怪香港政府會「沒有勇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說到「香港政治規劃上的一缺失」,「港人治港」的方針之所以沒有嚴格定義何謂「港人」,或者如同蔡子強所說流於空泛,是因為香港不是某一類香港人的香港,不論是商人、公務員、政黨還是其他領域的精英和領袖;而是所有香港人的香港,作為一個管治香港的政府,它的政策應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像今日這樣嚴重向商界傾斜根本就是不正常的,反之有一天,我們的政府反過來向民粹傾斜,也不見得是件好事,
真的要說的話,北京做錯的不只是揀了某些人去當高級的香港政府官員;更是做了由香港人來管治香港這個決定,一個連「該由哪類香港人來治港」都要詢問中央的香港,恰好作為王光亞那句評語的最佳佐證 : 「他們過去是聽 boss（老闆），現在自己當了 boss，都不知道怎樣當 boss、怎樣當 master（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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