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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二   晴天


原來如此 滿足 分類: 未分類

葡萄酒傷腦尤甚啤酒      2008年3月18日

【明報專訊】過往有不少研究指葡萄酒對身體健康有益,但德國最近一項研究比較葡萄酒與其他酒精類飲品,發現相較啤酒或烈酒,葡萄酒對腦部的傷害較為嚴重。

損害海馬體 影響記憶方向感

德國哥廷根大學研究人員比較酗酒人士與健康人士的腦素描,發現前者大腦內的海馬體出現萎縮,體積較後者小一成。而按酒類分類,研究人員又發現常喝葡萄酒的人,海馬體的萎縮最嚴重,其次為烈酒,最輕微則為啤酒。海馬體位於大腦深層,是老人癡呆症最早攻擊的大腦部分,海馬體若受影響,記憶、方向感及空間感都會受到影響。

每日電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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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之中只有葡萄酒比較能入口,但是身體卻極度抗拒這種穿腸藥,對葡萄酒的反應更是最大。現在可真相大白了。



2008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一   晴天


當絮絮唸也變成專欄時,只能順手插一下 無奈 分類: 未分類

 周日話題﹕財多身子弱   2008年3月16日

((連續的雙括號內是我的感想))

【明報專訊】「養大一個也許不中用的小孩,要四百萬。」這話是我說的。某位港產運動員,在電視上附和那些剝削存戶行政費為生的銀行,說養大一個小孩要四百萬,勸人要預先購買理財產品,儲備基金。處於剝削鏈下端的愚昧中產者,兩夫婦要準備四百萬,大概只能在三十歲的後期生育。到時受到心理上的經費預算所限,只能夠生育一名獨子,便千方百計施以保護,產前檢查與懷孕護理、各式疫苗、聰明增高奶粉、幼兒智力課程與幼兒班面試準備、勉強講英文的菲傭與百般呵護的家長、消毒的家居……凡此種種,都會令這夫婦的寶貝兒,大有機會成為體型高大而體格孱弱、有消費主見但沒個性、機械反應快而耐性不足、合模而創意低下的小孩。這樣的小孩,注定一生為奴。然而,這恰好就是香港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暗室培育」計劃。

((先不論遲產的問題,四百萬可是接近100%分二十多年的分期付款,而且那差不多是上限,正常是二百萬左右,每個月才幾千元,父母都外出工作,就一定能解決「經濟問題」……所以如果說遲產是為了儲錢,似乎是為了儲錢買樓比較可信。))

更大的Inconvenient Truth

遲婚遲育的夫婦犯的是人種學的致命傷,在三十歲的後期甚至四十歲的生育,幾乎註定了產下遺傳質素低下的兒童,而到發現真相時——如童年夭折,已經無法再生育了。假如香港的夫婦相信四百萬元的鬼話,遲婚遲育,或者只生一胎,香港便會面臨人種大倒退。經歷德國納粹黨的人種優生學濫用之災難,二次大戰之後,在崇尚個人自由和後天理性抉擇的現代社會,談人種基因比起談地球暖化,是更大的inconvenient truth,令人不安的真相。遺傳基因決定人類體魄、智力和性情的程度,可以達至八成有多,後天的成長環境、父母師長的栽培和個人的努力,可以發揮的,只是剩下的兩成左右。這是科學,但很多家長不願意面對。

((這不是家長的問題。請你叫叫老闆們給多點時間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下屬自由時間談戀愛和組織家庭吧。一天真的要是正正經經的工作八小時,可不會再有精力和人作深入溝通,只會想要休息和一點官感刺激。犯錯的,是老闆們(因為不是這樣,老闆們就會嫌員工懶、員工錯)。))

人種基因優良,即使環境困頓,也可存活及成長;不優良的基因,即使多加保護,也會凋謝,只不過凋謝的過程緩慢,除了耗費大量資源,還會遺禍後世。近代至少有兩個大國,是被領導層的基因質素拖垮的,帝俄皇朝是其一,滿洲皇朝是其二。帝俄專門出產孱弱而精神錯亂的君主,令革命黨有機可乘;清初三帝之後,皇帝不再選勇武剛強者為儲君,而選仁德文弱者繼位,以致後期皇朝專門出產夭壽之君,令清朝在中葉之後,恆常處於繼承危機之中。為何王朝的劣質人種,不被自然淘汰,而可以存活?就是因為財多勢大,足以保護弱小,使其達到婚配年齡,將基因廣傳下去。滿洲皇朝是絕非經過考驗的家族,其可以入關而得天下,純屬意外。江山是檢回來的。

((存活和成長並不是一切。像上一代那種捱得過但變成了不可理喻的膠人,遺害更深。))

香港人種的DNA

現代社會富裕之後,小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流行,崇尚後天的理性控制多於先天質素的競爭,濫用愛心,不願意多生而用夭折的方法淘汰劣者,更不會讓兒童盡量用自身的力量抵擋疾病,如此,逆向淘汰(negative selection)便成了勢。香港的人才競爭力日漸低下,當中一個大家不敢面對的真相,是人種邁向劣質化。此外,香港的基礎教育逐漸被女性以性別職業優勢佔據(例如社會恐懼男教師甚至男補習教師的性滋擾),從幼兒園到中學都是女教師居多,文弱的、合模的、不敢反叛和抗爭打鬥的劣種,成為備受女教師呵護的一群。很多男生無心向學,女生獲得選拔而上,形成女性上升的世代循環。這也是一個大家絕對不敢探討的inconvenient truth。

((這是似是而非的論調。因為在富裕的社會,天生身體素質較劣者反而多是在制度下被剝削的人,而不是因為他們本身不夠優秀。所以只要社會富裕卻制度不公,使用多生而用夭折的方法來淘汰劣者,只會傾向淘汰了一班不夠黑心冷血的人,絕非人類之福。))

很多學者不敢展開研究,就是香港在戰後的突出成就,很大原因是由於人種優秀。新界農村和沿岸漁民的生存環境惡劣,倖存的多是強者。香港人的基因,特別是戰後逃難來港的一群,是經得起殘酷環境考驗的優秀品質。這群人在毫無節育政策的農村環境誕生,在出生的時候就面臨自然淘汰,十多個兒女只有五六個倖存。成長的環境惡劣,營養不佳,之後又要在缺少物質支援的狀態下,以徒步攀山或游泳渡海的方法,避開邊防守衛,逃離共產中國。能夠抵達香港市區的,即使教育程度不一定高,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勝人一籌,體腦兼優的知識人員更不用說了。來到香港之後,他們交叉婚配,南北混合,而戰後初年香港的兒童生活艱苦,經過自然淘汰之後,造就了一批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優秀子女。港人都市生活質素差,壓力大,但整體壽算(life expectancy)仍長,與基因質素依然優良有很大關係。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個人種論者,以前就羨慕香港,對新加坡很困惱,因為新加坡人口大部分來自華南的農民及文盲,而且是安逸的人種,從未經過鍛煉淘汰。人種欠佳,於是新加坡只能用加強培育的方法。

((最可惜的是上一代香港人的身體捱得苦,心智卻已經因為經歷巨大病苦而變成傷殘,結果一大班資優兒童被心理變態的大人亂搞人生,香港就是真人版《MONSTER》式的城市版511,可怕可怕。))

剝削社會造就香港病夫

然而到了第三代之後,香港社會富裕了,很多家庭有財富基礎,可以為子女投資,政府也有豐富的儲備和稅收,可以亂花錢。由於缺乏英武的政治領導力,濃罩香港的是愚昧的中產理性,崇尚人工的理性控制環境,於是各式的兒童醫療和保健品充斥,各類的教育基建投入服務,連學校也裝上密閉冷氣。辦公室、商場和公共交通工具是密閉的,連廁所也是密閉的,病毒就有培育和傳播的環境了。最要命的,是此地的資產階級窮凶極惡,剝削驚人,員工病了也不敢告假,很多傷風感冒藥竟然違反醫療道德,宣傳其紓緩頭痛、收緊鼻涕和減低疲倦的功能,唆使病人隱藏病癥,繼續超時加班,完成老闆的任務之後,還要到夜店消費,支撐都市繁榮。帶病者不能退下,天天在密閉的辦公室和公共交通工具傳播疾病。

((經歷極大恐懼和貧乏的人,常以眼前喜樂為重。))

香港很多人胡亂食藥,以為多開特效藥的醫師就是好醫師,令體質得不到鍛煉,反而細菌病毒就得到鍛煉,可以遇強愈強。如此,港人體質弱了,但醫藥企業和醫療集團就發了。我旅居德國六年,德國的醫生絕少濫用藥物,傷風感冒只是探測一下有否併發症,然後吩咐請假,在家多休息,多飲水,多食生果就是。有一次,我忍不住頭痛和鼻涕,手空空從診所出來,香港食慣的Panadol傷風藥又用完,便拿盒子到藥房照辦買藥,怎知被藥劑師訓了一頓,說他們德國不賣這些東西。他還解釋了他那一套對其主要成分paracetomol(撲熱息痛)的看法。

((欠缺知識就是欠缺知識。))

天生天養

藥劑師一定在嘲笑我這個東亞病夫了。我其實不是,我父親也是醫師,他受的是往日師徒傳承年代的訓練,他師父有一個信念,就是兒童必須經歷一次嚴峻的高燒考驗,以便日後體格好些。我十歲有一次感冒,發高燒,爸爸看了看,特地出了門,不理會我。媽媽在埋怨,我只好猛飲水,寬解衣服,在外邊走動,吹風和深呼吸,令身體涼快。忽然,高燒退了,此後不再受高燒之苦。

((所以切記不要讓兒童的食物和空氣等等被污染。不然他們的神經系統無法正確的自我調整,變成體格良好但智力低下,得不償失。))

我現在也用這個方法來對待我寄養的兒子。連高燒都抵不過,有什麼本領活下去?日後活到中年,成了家,那時病痛纏身,便會累己累人。瘟疫、流感等,是考驗人種,淘汰劣者,沒什麼可怕的。用各種方式來過分呵護劣者,結果只是加強社會的各種禁制,並且令人種走向劣質。天生天養,自然淘汰。劣者的犧牲是慘痛的,也是偉大的,他們令細菌病毒與人體交手,適應下來,最後與宿主和平共處,不再傷殺人類。人類能夠適應細菌病毒,靠的是一代代前人的犧牲。然而,龐大的現代醫療事業和各種社會控制,都不會放過疫症的機會,承機大發淫威,最終引致逆向的人種淘汰。「到地獄之路,由善心鋪成。」信焉。

((無知是罪。善心又做了代罪羔羊。))

文﹕陳 雲

編輯:曾祥泰



2008 年 3 月 16 日  星期日   晴天


患病見人性 無奈 分類: 未分類

書到用時﹕流感的隱喻 —— 從停課說起      2008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作為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劈頭便說:肺結核和癌症一直以來都被隱喻化,因而變得複雜化;此書寫於30年前,到了今天,被隱喻化的疾病至少要增加一種,那就是流感 ——對了,就是疑造成4名學童死亡、導致全港小學及幼稚園突然停課兩星期的致命流感。

「大流感」的真相:美國的戰爭思維

這場流感似乎有點不尋常。特區政府起初把停課的決定權交由學校自行研判,言猶在耳,忽然宣布全港小學及幼稚園停課兩星期,停課決定在數日內一寬一緊,這就不免讓人覺得決策者有點慌亂——官方及半官方的專家一再強調,近日在本港爆發的流感只屬季節性,並無異常舻象,那就彰顯了一個疑問:如果停課決定並非出於醫學根據和考量,只是行政手段,只是突如其來的「風險管理」,那是否有點異常?算不算非常措施?當中是否存在惹人誤解的「疾病隱喻」?

「疾病隱喻」總是遠比疾病本身恐怖得多。蘇珊.桑塔格以患癌者的身分撰寫《疾病作為隱喻》,她自稱觀點在於「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就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式思考」。但這只是存活在「疾病王國」�堛漱l民一廂情願的想法,「疾病王國」的統治者(同時也是「健康王國」的統治者)倒另有想法,約翰.巴利(John M. Barry)的《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提出了另一個非常恐怖的「疾病隱喻」:要是不了解1918年的美國戰爭思維和體制,就無法看清當年席捲全球的「大流感」的真相。

《大流感》有一個堆砌得教人吃不消的副題——《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式事蹟》(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幸好還不致於貶損此書的可讀性,約翰.巴利翻查大量歷史文獻,發現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極可能發源於美國堪薩斯州哈瑟克郡 (Haskell),傳入附近的福士敦(Funston)軍營後,才散播全國乃至全世界。當時美國的政治背景是這樣的: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宣布連串戰時狀態的白色恐怖措施——郵局有權檢查出版物,只要判定內容「不積極支持參戰」,可拒絕遞送;政府嚴格監控「不愛國言論」,任何人批評政府的參戰決定,可被判監不多於20年——正是如此白色恐怖的行政命令,導致大流感一發不可收拾。

恐怖的後遺症:刪除集體記憶

福士敦軍營在1917年4月美國對德宣戰後匆匆建造,可容納65,000人,1918年3月4日,營內一名士兵患流感,三星期內逾千人住院,最後導致38人死亡,死亡率遠遠高於一般流感,但費城衛生當局仍聲稱「疫情受到控制」,那是因為9月28日要舉行費城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以推銷聯邦政府的戰爭公債;而軍方仍繼續調動軍隊及軍備,積極運送大批新兵赴歐洲戰場。

一場沒有及時遏止的大流感因此在全球爆發,全球死亡人數約為2000萬人,有史家甚至估計有5000萬到1億人喪生。在美國,自1918年9月起的10個月內,流感與肺炎併發症造成的死亡人數,至少有675,000人,殺傷力尤甚於戰爭。更恐怖的是,有病理學家指出:1918年大流感源自一種禽流感的H1N1病毒,1919年以後,數度侵襲世界的A型流感病毒,都是其後代,遺禍之深遠,莫過於此了。

另一本研究大流感的專著——歌娜達(Gina Kolata)的《流感:1918大流感及致命病毒之發現》(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揭示了另一個「疾病隱喻」:突然消失的記憶——當年一些軍醫對大流感的回憶錄被刪掉了,而德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哥士比(Aldfre W. Crosby)翻查了大量文獻,發現一個比大流感更恐怖的後遺症:這場殺人無數的大疫症已經從報紙、雜誌、教科書以及集體記憶中被移除了。

邪惡等同「非我族類」

集體失憶是為了避免恐慌嗎?還是別有內情?不要以為刪除歷史記憶只是共產國家的伎倆,原來民主大國亦精於此道。其實「疾病隱喻」一直都包含了泛政治化的本質,蘇珊.桑塔格在《愛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有此說法:

「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French pox),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對佛羅倫斯人來說,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hness),對日本人來說,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

她認為,這類貌似沙文主義的玩笑,正是把對於疾病的想像聯繫到對於異邦的想像,還隱含覑某些邪惡概全——把邪惡等同於「非我族類」(non-us)。據此,1918年的奪命大流感當然也是邪惡的,也是「非我」的。

此所以極可能源自美國的、殺人如麻的大流感被稱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彷彿西班牙就是邪惡之源,美國人更提出源於中國的假說,歌娜達不加求證而照樣引述,而華盛頓郵報記者大衛布朗(David Brown)在《殺人病菌》(Killer Virus)一書說﹕一些專家相信,大流感病菌是從中國傳播出去的。這些籠統的提法大多出於假想——假想的敵人,假想的邪惡,假想的恐怖,假想的「非我族類」,正是另一種包含了「疾病隱喻」的「恐怖主義」。

「影響,就是流感」

疾病還有別的隱喻,奧登(W. H. Auden)在《羅馬之秋》(The Fall of Rome,也有譯為《羅馬衰亡》)最後兩段,將1918年大流感用作詩的隱喻:

Unendowed with wealth or pity,/Little birds with scarlet legs,/Sitting on their speckled eggs,/Eye each flu-infected city.

Altogether elsewhere, vast/Herds of reindeer move across/Miles and miles of golden moss,/Silently and very fast.

這詩寫得聲色動人,真是一場華麗的荒涼,疾病文學隱喻彷彿要比政治隱喻要討好得多,也富於啟發和教誨得多。我們不會忘記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 (Guillaume Apollinaire)1918年死於大流感,才38歲;也記得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說:「影響,就是流感」(influence is influenza);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倒不希望見到奧登詩所描繪的「華麗的荒涼」,更不希望見到流感變成「影響的焦慮」——如果這焦慮源自1997 年的禽流感或2003年的SARS,因而演變成政治的或行政的「疾病隱喻」的話。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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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次停課的真相,並不是政治考量,而是因為有幾成的小孩的父母無能力及時發現小孩有感染流感跡象而不讓他們回校的話,那麼香港的家庭質素已經判了香港死刑。我不是說父親的質素,而且家庭的質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