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催眠中醒來
人們普遍相信，催眠術是一種與性有關的魔法。
歷史的複雜性在於：當我們以為古代人與我們對一件事會有同樣的看法時，我們犯下一個錯誤，當我們以為他們的想法與我們不會相同的時候，我們又會犯下另一個錯誤。
《催眠教學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
室內鋪陳厚厚的地毯，牆壁裝飾天文星相圖案，房間隔音極好，光線通過巧妙安排的鏡子來回折射，落在病人身上，促使他不斷感受到“磁液”在體內流動。還有音樂，管樂器、羽管鍵琴、還有玻璃碗琴。輕柔的音樂亦可增強磁液的滲透能力。
有些病人很快崩潰，倒在地上抽搐，助手就會把他送入危象室。博士穿著紫色塔夫綢長袍，用威嚴的手、眼神和磁力棒將“磁液”輸入病人體內。幾百名法國病人詳細描述過這神奇的體驗，充斥著“靈魂”、“領悟”這類字眼，但實際上沒人能說得清楚究竟是何遭遇。
梅博士開啟一段歷時將近十年之久的“催眠課程術運動”時尚，其極盛期大約在1779年到1785年之間。當其時，巴黎的男女老少對催眠學園術大師趨之如鶩，與催眠治療術活動有關的報導、辯論、小調、打油詩、漫畫在報刊上佔據最多篇幅，各種宣傳手冊在人群里傳播，人們狂熱地追隨催眠療法術倡導者。反對者在劇場和報紙上諷刺挖苦，連警察廳都派出人員對這種活動深入調查，可催眠治療法術運動有法國王后做奧援，繼續發揚光大。
1778年2月，在巴黎旺多姆廣場附近的公寓裡，相貌莊嚴的醫學博士梅斯梅爾安置好他的第一個橡木桶。在維也納，他的新方法遭到醫學部的反對，梅博士希望巴黎能夠接納他，因為在十八世紀，巴黎是“奇觀神蹟的雲集之地”。巴黎人樂於傳播奇蹟，在尚未親眼看到之前就貢獻熱忱，一旦目睹，則立即成為信徒。
醫治設備的主體是橡木桶。桶裡是裝滿鐵屑和催眠方法液的瓶子，瓶子像輪軸那樣依次排放。病人圍橡木桶坐一圈，把鐵棒放在生病的身體部位上鐵棒能夠傳輸桶內磁液（一種更像是比喻的醫學專用名詞）的治愈力量。病人沿著繩子圍坐成圓圈是有道理的，因為繩子本身可以傳導磁力，再加上病人手指勾連，半導體就變成全導體。
羅伯特·達恩頓在他的《催眠法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書內對此歷史風尚做出詳盡的描述和分析。寫作這樣一本書的目的，達恩頓在書內是這樣說的：“對催眠術的巨大興趣，為我們理解大革命前夕受過教育的法國人的心態提供一些線索。”
人們日益發現，歷史其實是由無數人的心理和行為造就的。當代歷史學家野心勃勃，他們想要穿過歷史，窺測古代人的生活，甚至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半個多世紀以來，一大批研究著作問世，告訴讀者生活在另一個業已消失的時代的普通人，他們看到什麼、他們聽到什麼、他們喜歡閱讀怎樣的書籍、熱衷於討論哪些問題，甚至是他們在想些什麼。
這些著作廣泛挖掘素材。法官或是警察廳暗探的報告，書販的日記賬本，粗俗的市井文學（故事、段子、歌謠），各種圖像學證據（從昂貴的高級油畫到低劣的街頭印刷漫畫）。歷史學因而變得更加生動而充滿想像空間。
但研究心態史的歷史學敘事很容易掉入另一個陷阱。達恩頓在他的另一本文集《拉莫萊特之吻》中曾這樣半似讚揚半帶暗諷地提到寇布的歷史寫作理查德·寇布是牛津的歷史學教授，他在法國檔案館浩如煙海的捲宗裡挖掘人性眾生相，將視野投向罪犯、妓女和瘋子這類偏離人性常規的城市生活群體，寫出一系列有關法國大革命時期社會生活的心態史著作。達恩頓說：“憑著選擇性地使用這些人物故事，他的歷史就像印象主義繪畫一樣五彩斑斕。”
當歷史學家選擇性地使用素材，往往會導致印象派式的結論。當代歷史寫作得以從廣闊的素材範圍內尋找史實證據：考古學、人類學、歷史語言學、文學典籍和民間口述作品、圖像學……學者們抓住些微踪跡構建理論。方法雖然令人耳目一新，但在羅伯特·達恩頓看來，貿然得出的結論往往有點可疑。
這寫作方法在今天確實很時髦（我們自己也曾調戲式地寫過一些有關色情史的文章），它多少與出版業的新分類方式“fiction / non-fiction”有關。它以“五彩斑斕”的敘事來迎合人們關於“真實比小說更精彩”的心理預設，從而在圖書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它甚至試圖從寫作困境裡突圍，與知識分子寫作的傳統敵對者“電影電視”合作，當Marc Ferro在法國成功地提出“電影與歷史”這一主題時，當BBC和其他各種歷史頻道不斷拍攝出仿真歷史鏡頭時，當歷史學者不斷在晚間電視的次黃金時段講述各種歷史趣聞時，歷史寫作似乎為自己開闢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它為當代讀者營造出充滿想像圖景的“懷舊”（nostalgia,《懷舊的未來》）空間。
對於這路歷史寫作，羅伯特·達恩頓的批評角度與其說出自歷史學家書齋學者式的高傲，不如說來自於他的文體意識，這與他自己的寫作和學術閱歷有關。在從事法國文化史研究和寫作之前，達恩頓為《紐約時報》擔綱過專訪警察局的報導記者，“每篇報導都要按一個十二歲女孩的閱讀水平來寫”。甚至最初在新澤西州出道當記者時，他就體會到“新聞並不等於發生過的事，而是記者根據發生過的事寫出來的故事”當他回到歷史學書齋時，這一“敘述學自覺意識”始終縈繞在他的思考和寫作裡。
他本人同樣是上述“nonfiction”歷史寫作模式的得益者。他為《紐約時報》撰稿，他假定自己為受過良好教育、對歷史充滿好奇心的普通讀者敘述歷史，他切入歷史的角度獨特新奇而饒有趣味：一群追殺家貓的印刷作坊學徒工（《屠貓記》），一堆違法色情書刊和它們的印刷出版商（《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幾個“神醫”和成千上萬信徒（《催眠術》）。他明白只有被敘述的歷史才是歷史而敘述不得不“得體合轍”（即合乎出版傳媒的遊戲規則，能夠讓讀者產生興趣），但正因為他深諳敘述之道，所以才對浮光掠影輕易武斷的歷史寫作懷有疑慮。
《催眠術》一書，讀者可以視為羅伯特·達恩頓提倡的、既講究敘述之道又堅持精確性的學術寫作方法的示範作品。它關注細節和場景，有時近乎現場報導，但它從不貿然由特例推導出結論，翻遍巴黎國家檔案館、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各地的市立圖書館，以大量文獻為基礎作出統計式的判斷。
羅伯特·達恩頓曾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裡論述過色情地下書刊如何與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書”聯繫到一起。在這本有關催眠術運動的著作中，達恩頓再次為我們揭示出社會歷史和世俗生活的邏輯如何會把一種看似不相干的時尚風俗演繹成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的過程。也再一次讓讀者意識到，歷史的複雜性在於：當我們以為古代人與我們對一件事會有同樣的看法時，我們犯下一個錯誤，當我們以為他們的想法與我們不會相同的時候，我們又會犯下另一個錯誤。
正因如此，羅伯特·達恩頓的故事既散發著往昔事件人間喜劇般的敘述魅力，又揭露出大歷史背景下社會心態與人物心理的演化邏輯。少數篇章我們今日讀來亦有警醒之效。
在“催眠術的激進特徵”一章裡，達恩頓為讀者描述這近乎“江湖神醫”的花樣何以與啟蒙運動後民眾和知識分子中的激進觀念相融合的過程：催眠術受到科學院、皇家醫藥學會、大學醫藥部這些官方學術機構的冷落。像布里索和馬拉這樣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和半吊子科學家在催眠術的遭遇上看到自己的命運，他們把官方學術機構的冷遇誇大為歧視和壓迫（何況巴黎的警察局還真的派人調查起催眠術地下活動）.
他們的個人怨恨和由此生髮的政治激進主義令他們迅速匯合到催眠術運動中，把催眠術視為一項與反抗專制制度的鬥爭完美結合的嶄新事業，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更何況催眠術本身俱有如此大的號召力。達恩頓詳細地描述催眠術如何在這些激進知識分子的合作下，憑藉看似科學的推理形式將身體健康與道德生活聯結到一起，使抽象的激進政治觀念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法國普通人面前變得鮮活起來，使催眠術運動變成對“舊制度”的公開指控，使那個制度徹底失去人們的支持。
博主好站推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