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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二   晴天


錢=信用? 分類: 未分類

張彧暋﹕為什麼錢會蒸發掉?      2008年11月15日

【明報專訊】看新聞說,股市下跌,蒸發掉幾千百億美金。從小就百思不解,為什揦錢會蒸發掉。從美國金融危機到本地雷曼債券問題,討論往往沒有解釋所謂的資本主義,其實是什揦一回事。為什揦社會的錢,好端端會不見了一大半?

筆者有位人類學老師,上課最喜歡表演「手撕鈔票」說明何謂金錢。撕掉張鈔票,同學心靈受到嚴重衝擊。試問有什揦東西會比毀滅一張100元紙幣,更加震撼人心?馬克思說商品貨幣本來就是人與人交往關係的手段,奈何我們對這個交換手段的信念變成迷信,分分鐘可以「為了一文走去殺人」。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指出這些交換手段,其實是我們社會根深柢固的集體信念。我們交換貨物,本來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但把這種信任轉化成貨幣,就變成認錢不認人。也就是說,閣下手上的鈔票,其實是一種宗教、一種異化、一種人為的社會制度。

因此,說穿了,貨幣貨物,本來不過基於人與人的交換關係,手上銀紙其實是人與人信任的具體呈現。朋友欠了我東西,他說明天還,我信得過他,因為他是我朋友,而他用人格擔保,所以開一張借據,這就是錢了。換句話說,這個世界的錢,真的可以蒸發。這次危機,是投資機構出賣了太多信用。當信用破產,我們的貨幣也隨之煙消雲散,所以金融危機就是信貸危機,代表我們不再相信別人誇下海口。

資本累積如何可能?

馬克思看破了這個有幾千年歷史的社會制度的本質,但他沒有解釋到,是什揦的社會機制,可以令人與人的信用,變成可以流動、積蓄與長期持有的資本。研究中國社會史的科大衛(David Faure),寫了本小書《中國與資本主義》(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2006;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借用了後期韋伯(Max Weber)的方法,認為要解釋資本主義,根本在於追尋社會哪些可以令資本累積與長期持有的制度史。其中參考到法國史學家Fernand Braudel三大冊《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的慧見。Braudel分析種種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在西方的興起,諸如法律、銀行、股票市場、有限公司等等,如何令資本的流通與持有成為可能。換句話說,人類花了好大氣力去摸索一種做事的方法,令有限的信用,可以變成人人都能真心相信與普遍交換的貨幣。債券基於人與人的信用而弄出來,而令這些信用狀可以有效交換的機構,就是我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制度了。

資本制度為什揦被搞壞?

這些機構,不是自然而來,而社會制度既是人為,就有被搞壞的可能。這次金融風暴,其實就是有關機構,透過大量金融工具包裝,過分刺激人與人之間不符實際的互相期望。這次事件暴露了美國社會拍心口就可以消費買樓的荒誕做法,而縱容這種無根信用的,就是這些資本主義的核心機構。

原來錢真的可以變出來,也可以無中生有的,只要我們都相信對方的話。而令這個魔法成功的,其實是人類社會的集體信念,還有搞這種現代煉金術的銀行、股票市場、信託機構與政府財金部門。制度不行,就是這些機構中人搞壞了事情。

可是,人們的信心不是無限大。工廠出產有毒牛奶,要負責;學者說錯了,可以譴責;明星販賣的是形象,搞出色情照片事件,當然可以聲討。銀行與政府搞壞資本主義制度,那揦要到立法會解釋為什揦做錯了事情,令人的金錢投進去一個無底的信貸黑洞,也是對自己專業負責的態度。

金錢神聖、資本萬歲,在香港搞銀行金融的,拜託有點志氣,不然換來的只是唾瘗。只要大家都不相信銀行,香港這金融港立刻玩完。對的,香港人專長搞資本主義,只賣一樣東西:信用。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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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一向支持把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市場用不通用的錢幣分開,將品牌效應造成的人工需求和對基本健康食物的訴求放在同一戰場爭鬥,絕非好事。



2008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日   晴天


另類商機 分類: 未分類

何榮宗﹕政府豈止欠天水圍市民一所醫院      2008年11月13日

【明報專訊】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將在天水圍興建一所醫院,此舉當然可喜,但以規劃署的準則,天水圍在2005年或更早就應該有一所跟屯門醫院同等規模的醫院,政府就算可以如期在 2015年建成醫院,都已虧待了天水圍市民10年光景。而事實上,根據規劃準則,政府欠天水圍市民的,還有健康中心、警署和體育館等。

特首或者已經講明,他走的是「中產階級的中庸之道」,而他對窮人的政策亦處處彰顯他的「中產」價值觀,例如,窮人要福利,就先要「資產審查」;窮家庭要儲蓄,就先有「配對」安排,他似乎深信用錢直接幫窮人是一種根本的罪惡,會「養懶人」,會阻礙他們自力更生,增加他們的無助感。這話聽起來沒錯,但問題是:誰最先把窮人變成無助的一群?

天水圍「十最」誰所致?

以天水圍為例,我最近就通過問卷調查,訪問了天水圍以及深水埗和葵青3個低收入社區一共1116名有子女的婦女,結果發現天水圍區的受訪者有以下特點:

(一)當中有最多貧窮或綜援戶;
(二)最感到鄰里關係疏離;
(三)在社區內最少碰到親友;
(四)當遇到財政困難,最缺乏親友幫助;
(五)到超市、社區中心和往返工作地點感到最不方便;
(六)在選擇工作時,最不關心工資多寡和工時長短,但
(七)卻最關心工作地點和工作會否影響照顧子女;
(八)最同意「需要照顧孩子」是她們考慮尋找工作時的決定性因素;
(九)最感到支援家庭的社區服務不足夠;以及
(十)最沒信心10年後,家庭生活質素可以獲得改善。

敢問這天水圍「十最」是因為天水圍的市民懶嗎?是他們「自己攞嚟衰」嗎?還是因為當年八萬五政策的失誤,導致在天水圍狂起公屋?抑或是因為當年為覑盡快使輪候人士填滿公屋單位,導致社區急速貧窮化?還是當年政府以單一私人發展商發展天水圍,結果使該區變成缺乏市場競爭的「李家之城」?還是公屋以至社區的設計未有顧及鄰里互助的需要?還是政府從來沒有正視「家庭友善」(family friendly)政策對低收入社區的重要?

我相信稍為懂得以理性討論政策的為政者都應該可以回答以上的問題,更應該明白政府欠天水圍市民的,遠遠不止一所醫院。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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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所見,2是1的結果……當一堆人坐在一起時人人都很慘,想幫也幫不了,就會偏向不想見面吧。

4是1、3和5的結果……到別區上班不便,找住在別區的人幫忙當然也不便吧?而6就是4和5的結果……沒人幫,只好「硬食」……7其實是5導致的。每天車程吃掉3小時,人的精力卻是有限(這一點我深有體會)……沒人幫,子女排第一位,於是8。把子女放在第一位的,無論是住哪一區,都會覺得香港整體上對家庭不大友善,而他們沒近人可以幫他們,對這些支援就更為重視,於是9。這樣水心火熱,10不是悲觀,而是客觀。

借錢用處不大。政府應該盡快興建醫療及康健設施,增加區內職位空缺,同時設立一對一(慈善捐款)基金,在天水圍開設長期社區學校,幫助該區的家長節省管教孩童的精力及人力,同時讓他們進修之後能到外區工作,不用再拿綜援,改善整個社區普遍的貧困而且自我形象不佳的景況。因為一無所有的家長通常都會傾向把自己所有的時間和精力貢獻給子女,但是不配合合適的教養方針及文化程度,到要社會共同承受巨大的反效果時,就會變成更大的悲劇。



2008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六   晴天


故事時間 分類: 未分類

蔡偉﹕美國公司管治與次按危機      2008年11月13日

【明報專訊】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它的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國式的公司管治模式便難辭其咎。

當今世界公司管治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英美股權分散為代表的,伴隨它的是發達的證券市場、嚴格的市場信息披露和高度的透明度,其中收購扮演覑最終的監督角色;另一種是控股股東模式的公司管治機制,與之共生的是較弱的證券市場,控股股東能在控制公司過程中獲得豐厚利益,市場資訊披露和透明度也不強,收購偶爾起作用,銀行在監督公司中則起不小的作用(John C. Coffee, Jr.)。

美國的公司管治機制及證券市場一直為世界許多國家所推崇,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然而,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卻給世界當頭棒喝,美國的公司管治能有效控制風險麼?

在美國的公司管治機制下,公司股權一般都分散在廣大股東手中,在搭便車的心態下,廣大股東往往怠於監督公司的運作,一旦發現公司非如所願,股東便傾向用腳投票,出售股票退出公司。股價這一公司運作的「晴雨表」往往給公司管理層帶來很大壓力。為取悅股東,維持股價,管理層常出現短視行為,追求短期盈利,忽視長期發展戰略。同時由於缺乏股東監督,管理層也會潛在的以犧牲股東利益來博取高利潤同時也是高風險的方案,一旦成功,管理者聲望報酬倍增;一旦失敗,受損的也是廣大股東。

應博採眾長 尋管治道路

本來,公司業績下降,股價下跌將招致公司被其他公司收購,然而收購這「達摩克利斯之劍」卻遇到了州的反收購法規和公司反收購措施的阻礙,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如何有效監管自我逐利(incumbent)的公司管理層,成為百年來英美體制下公司管治研究的核心問題。

在此次危機及其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中,美國公司管治機制中無法解決的問題表露無遺。為了在短期內獲得厚利,華爾街金融機構發展了五花八門的金融產品,氣球愈吹愈大,最終破滅。即使如此,管理層的優厚待遇卻似乎沒有受到很大的觸動。即使是在危機之後,華爾街管理層的高薪同樣令人咋舌。儘管有不少學者主張追回這些巨額分紅,然而現行體制卻無能為力。數年前的安然事件中,SOX法(編按:安然事件後美國於2002年制定Sarbanes-Oxley Act,簡稱SOX法案,加強監管公司)的頒布已有效堵住假帳等違法事件,然而,對於公司的冒險投資、內部風險控制等不違法的行為,法律就鞭長莫及。於是,在現行機制下,如何有效控制管理層過於冒險的短期化投資,成為美英公司管治中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

在第二種公司管治模式中,公司管理層往往受到大股東的有效監控,與冒進、冒險的管理層對比,股東們對於投資往往更謹慎,因為一旦失敗,直接受損的將是自己的錢包。同時因為銀行借貸在公司的資本結構中佔據了很大部分,銀行作為債權人也能發揮積極的監督作用。當然在這模式下公司管治也不是沒有問題,如何有效避免大股東聯合管理層侵害小股東的利益,便是這種模式的核心問題。於是,我們需要發展其他規則來制約大股東通過關聯交易等侵害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事實上,在較發達的證券市場,比如香港,這種制約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當然,也還有很多尚待提高的空間。

制度總不是憑空而生,而是有一定的路徑可尋的,在不同的歷史、文化、政治制度背景下,不同制度有其內在合理性、優點及不足。盲目複製某一種公司管治模式,無疑是不理智及危險的。唯有從自身條件出發,博採眾長,為己所用,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公司管治和證券市場的發展道路。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告訴我們的。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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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喜歡被「釘死」的感覺,近似家族經營的模式會導政很多隱性的犧牲。因為過份的自由而逃避負擔責任雖然短期好像很好,但是最終都是有人要付上代價……人類的文明真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