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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0 日  星期日   晴天


罵戰邏輯仍是住家級 分類: 未分類

高鐵正反立場電台掀罵戰

工總孫啟烈﹕礙經濟發展 朱凱迪﹕重商輕民(注:粗體字是我的評語)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再度押後,支持及反對人士移師到電台烽煙節目繼續交鋒。為政策護航的工業總會主席孫啟烈批評反高鐵行動「阻礙經濟發展」,又質疑行動倡議人朱凱迪「反政府」之目的,是要爭取追隨者;朱反指孫比一般人享有更大投票權,「聲音大」卻漠視民意。隨覑周五再商議撥款的日子逼近,預料雙方陣營的辯論會繼續升溫。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昨日在出席港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肯定周五反高鐵的成績,認為方案押後可帶來一星期額外時間,讓市民分析政府周五在壓力下才肯公開的資料。出席同一節目的孫啟烈批評,行動令香港停滯不前,當年港英政府欲建新機場也沒有如此拖拖拉拉,「如要講收回幾多(錢)才興建,現在仍在用啟德」。(記憶中新機場規劃了很久,而且新機場大部分用地是填海得來,擾民的程度遠低於高鐵,甚至還開發了東涌新市鎮和離島鐵路,對增加香港人的住宅用地有莫大的貢獻,港人有不少直接得益)

黎廣德﹕高鐵報告較新機場差

黎回應時指孫所引述的機場資料失實,當年方案仔細列出營運資料,但高鐵資料則比機場的報告差。他又直指孫啟烈「落後於形勢」,「建議你離開座位,走入抗爭人群中聽他們的訴求,他們不是反對興建高鐵,而是希望政府改變重商輕民的思維」。孫未待他說完,立即接續說,「周五最多有4000多至1萬人反對,但香港有700萬人」。(又出現不真人站出來發聲就是「同意」的古怪邏輯)


孫質疑藉反政府招追隨者

同接受訪問的本土行動成員朱凱迪表示,未來一星期會盡力和市民溝通,讓他們了解方案。但他直言,對本港政制感到沮喪,「香港人平日工作辛苦,未必有時間了解(高鐵方案);就算反對聲音大,政府也可利用功能組別,在市民不知不覺下通過」。孫啟烈聽到這�堙A忍不住打斷其發言,為功能組別護航。他強調,功能組別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制度,有其存在價值,「可平衡社會各方的利益」,朱凱迪則反駁﹕「特別是你的利益嘛,孫生?」孫為之一度語塞,然後說「我只是代表商業界,為香港經濟利益發聲」。朱凱迪質問,「那為什麼你的一票大過我的一票?為什麼功能組別多一票?」孫解釋,「那是因為工業界創造就業職位」,雙方火藥味甚濃。(只能靠工商業界本身才能創造職位本身就是一個可怕和需要改變的現實,證實所謂的自由市場因為不完美,最終走向極權)

朱指商界享特權

經主持人調停,朱凱迪繼續講述未來一星期的任務,但孫啟烈似仍未平復,突然再次插嘴說﹕「我覺得朱凱迪是因為無權無勢,透過搞這些行為,反政府就有追隨者,所以覺得好開心。」(這種攻擊的招數還真是低等。那麼任何人只要本身無權無勢,因為反對政府的做法而成為領袖,那麼就會得到「得到追隨者會好開心所以才反政府」的罪名?笑死人的證明法。)朱即反駁﹕「那我知道孫先生一向也很大聲,政治權利亦比一般人多。」孫回應說﹕「我只是一介市民。」



2010 年 1 月 9 日  星期六   晴天


誰等不了? 分類: 未分類

朱凱迪﹕80後 很激進?

【明報專訊】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某項政策遭市民反對,政府應做的是聆聽自省,有錯則改,若是基於價值觀的分歧,則以公認的民主參與程序處理。但畸型的香港特區就是與別不同:當年輕人負起責任,為全港平民百姓的福祉覑想反對高鐵現方案,並且得到極多市民支持時(港大最新民調,支持和反對/擱置撥款的比率已非常接近),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聆聽自省,官員還是一派「我沒錯、是你有問題」的嘴臉。主流傳媒加入替青年「探熱」,結論是「冇位上、發窮惡」。最新消息是,政府一面搬出「四代人」的始作俑者再研究「80後」的發惡因由,另一面打算繼續無視包圍立法會的憤怒市民,催促「犯眾憎」的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再次強姦民意。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堙A「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覑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塈幭亄{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 + +

我也同意既得利益集團的「抗逆力」比受害的新一代低很多——他們要是現在得不到這塊看著要到手的肥肉,說不定有可能會在短期內崩潰。而只要他們的做法不變,受害者只會陸續增多,一雞死一雞鳴那樣。

我們新一代很多人從小就被上一代囚禁在什麼都沒有的家裡,從來沒有上一代小時候擁有過的自由,因為高學歷而相對低薪,每天在家裡受家人的無理取鬧甚至暴力虐待、又不時被地產商搞到一天吃兩餐,唯一可以負擔的娛樂是上網(高薪的甚至沒有這個「時間」),坐監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天與地的分別……



2010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五   晴天


最低工資的細節 分類: 未分類

George Cautherley(高德禮)﹕再談英國最低工資對港擧示

【明報專訊】聯合國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在38個「人類高度發展」的經濟體中,香港的貧富懸殊最嚴重,堅尼系數達43.4。

此報告公布後不久,香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表示,英國的最低工資制度較適合香港。隨後,本地傳媒也有廣泛報道英國低薪委員會處理最低工資所持的審慎態度,以及英國初期的最低工資水平。

無獨有偶,英國的最低工資立法也是在收入不平等和貧窮惡化的背景下展開。由於香港貧富懸殊極嚴重,同時可能採納英國的制度,我們認為需進一步探討:1)英國低薪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採取審慎態度背後的考慮;2)如何解讀英國的最低工資水平。

委員會在其第一份報告中指出,收入不平等、在職貧窮、赤裸的剝削(gross exploitation)為其最終關注,並認為最低工資需為低薪工人帶來實質改善及消除赤裸的剝削。就此,他們有這樣的磘述:「全國性最低工資必須保障弱勢社群不受剝削,同時也是解決社會排斥及提倡『工有其酬』(make work pay)一系列措施的一個重要環節。」

當然,委員會也顧慮最低工資對經濟競爭力的影響。但要注意的是,委員會認為最低工資和競爭力並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補足的。他們認為競爭力並不只取決於勞工價格,創新、良好管理、技術的改善等都可提升競爭力,以低薪作競爭只會引致破壞性的惡性循環,令薪金及生產質素下降,最終造成勞資雙方都受損的雙輸局面。另外,低薪競爭也會對以提高生產力為競爭策略的企業構成不公平的競爭。

最低工資同時也是經濟政策

同時,委員會也察覺到社會福利可令企業有機會壓低工資從而將成本轉嫁納稅人。因為企業知道,即使所付的工資不足以餬口,除非政府完全漠視飢餓貧窮,政府必會提供補助。結果是:納稅人補貼工資剝削及低生產力企業和高生產力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

因此,對委員會而言,最低工資不單是勞工政策,同時也是經濟政策,起覑以下的功能:1)保障高生產力企業不受低薪競爭的威脅;2)保障納稅人毋須補貼工資剝削;3)推動企業以質素為競爭基礎。

以上均是委員會採納審慎態度背後的考慮。「審慎」的目的是希望給予準備提升競爭力的企業足夠時間調整,從而減低它們倒閉和職位流失的風險。以工人的實質改善為大前提,委員會希望在保障薪酬、保障有競爭力的企業免受傷害,以及保障就業機會三者中取得平衡。

至於英國初期的最低工資水平,即工資中位數的46%,不少報道都以此為香港的參考。由於香港的工資中位數約為10,500港元,因此有提議香港的最低工資可訂為5000港元。

就此,我們認為不能太機械地和太抽空地詮釋英國的數字。委員會明言,「最低工資佔工資中位數」的比率是不完整的比較指標。由於各國的收入分配不同,即使兩國最低工資佔工資中位數的比率相同,最低工資對各自勞動市場的影響都會不同。我們不能抽離兩國的收入分配來比較它們的最低工資。

香港收入分配遠比英國不平等

香港的堅尼系數為43.4,而英國則為36.0。香港收入分配遠比英國不平等。由於英國收入分配較平等,因此工資中位數較接近收入分佈的高水平。相反,由於香港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香港的工資中位數則較接近收入分佈的低水平。所以,在英國,佔工資中位數46%的收入,會遠較香港同一比率的收入高!

假如以英鎊為單位的購買力平價比較英國及11個歐盟及OECD國家在199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我們可得知,英國初期的最低工資其實並不十分低,位於全數12個國家的中間。英國和這11個國家在199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以購買力平價(英鎊)由高至低排序分別為:澳洲(4.83)、荷蘭(4.56)、比利時(4.55)、法國(4.10)、加拿大(3.74)、英國(3.60)、美國(3.38)、新西蘭(3.15)、日本(2.57)、西班牙(2.43)、希臘(2.34)、葡萄牙(1.93)。

我們可再從另一角度解讀英國的最低工資。在2008年,英國的最低工資約佔該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的工資中位數的23%。在香港,假如最低工資訂為5000元,這只佔最高收入的10%人口的工資中位數的11%(在2006年這中位數約為4.5萬元)。從這角度看,與英國相比,5000元的最低工資顯然偏低!

雖然英國的最低工資水平未必適用於香港,但英國低薪委員會對最低工資的分析及對不平等和剝削的關注,應能深化香港相關的討論。過分強調最低工資對競爭力的負面影響和機械地詮釋外國的工資數字並不能為香港尋找一「平衡」和「審慎」的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是香港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 + +

雖然不同意部分邏輯(比如說最低工資的存在是避免用納稅人的錢去幫不良企業剝削員工,因為容許高層和投資者個人收入過高,其實才是企業剝削低層的最大動機),但是這篇文章很好地反映了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收入嚴重不均,明顯不合人類天生潛力的生理自然分佈,而是和環境不公、產業過度集中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