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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晴天


大小有序 分類: 未分類

金融發展有功 雷曼是污點

【明報專訊】◆匯豐亞太區主席鄭海泉﹕對任的退休感到可惜,因他是本港金融體系的主要締造者(chief architect)。

◆匯豐前亞太區主席艾爾敦(David Eldon)

透過電郵回應本報指出,任的退休是一大損失,但相信他在本港經濟和金融界的參與機會仍多,他並幽默說「只要政府不綁覑他太久(意即「過冷河」時間)」。

◆公民黨湯家驊﹕任志剛任內擊退了大鱷的襲擊,算是有功,但雷曼事件反映金管局完全發揮不到監管銀行的作用。但這不是他個人過失,而是制度上的缺陷。

◆民建聯陳鑑林﹕任志剛是出色的專員,將雷曼事件算在他的頭上並不公平。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任志剛對香港發展金融中心發揮重要的作用,亦制止了港貨幣受嚴重衝擊。但雷曼事件反映他只考慮到銀行穩定,無保障小市民投資者,這是他最大的污點。

◆獨立議員詹培忠﹕希望接手的新總裁不要再像任志剛般「隻手遮天」,儼如金管局「沙皇」。祝福任總日後事業「更上一層樓」。

◆港交所主席夏佳理﹕任志剛對本港金融市場有重大貢獻,以他的江湖地位,要找個人接替,確是難度高!

+ + +

任的做法和所獲得的評價,再次顯現出香港是小政府、大企業,個體市民利益排最後的經濟生態架構,也就是說,單是靠發展民主政制,也無法救得了香港市民,因為只要保持現行代表不同利益的機構的比例,民主並不會製造出經濟及生產角色和大企業有能力互相牽制的機構,於是小市民的合理權益還是會經常被大機構侵犯……



很好,我又忙得忘了這裡 分類: 超渡事項

米露們,你們安息吧。不吃一天字不會太慘吧?



2009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一   晴天


看古知今 分類: 未分類

陰魂不散的右翼霸權

【明報專訊】布洛克指出,針對68年激進的政治、文化運動,美國右派透過成立大量的智庫和政策機構,挑戰美國大學中的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潮,令「市場原教旨主義」坐大,也促成了商業右派與宗教右派的結盟,再加上過去佔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在70年代受經濟停滯所衝擊,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發展模式也走向終結,為 80年代列根、布殊等右翼政治力量上台提供良好的環境。

大企業大量捐獻資助右翼政黨,而共和黨政府也透過減稅、打壓工運和放手讓大企業壟斷作回報。與此同時,共和黨背後的各種傳統右翼力量,包括激進的宗教右派,則要求大企業支持反墮胎、反同性戀和排外等議題。

宗教右派的民粹式動員

右翼宗教和政治力量與大企業之間的結盟,在70年代初期是以商業為主導,但隨覑時間的推進,天秤日漸轉往右翼的宗教/文化/政治力量這一方,後者在 80和90年代成為在美國舉足輕重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力量,成功以民粹方式動員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不斷擴大的失業工人、缺乏醫療等社會保障和在文化上失落的社群,把矛頭對準「自由主義精英」。這些右翼的宗教、政治社團,透過教會分發上百萬的宣傳刊物給選民,促使在1972年至2000年間,支持共和黨的選民中的福音派基督徒由17%上升至28%。宗教右派的民粹式動員,建基的主要是一種自我受害的修辭﹕「基督徒日漸為世俗物質文化所邊緣化,其信念和價值備受破壞」。相反,福音教會則為「受害教徒」提供一希望的天堂。

宗教右派的強大民眾動員力量,也使商界向他們讓步,甚至成功改造商界中的某些意識形態,逼令一些與宗教右派價值不相符的經濟活動,例如幹細胞科技,在右翼政治的壓力下難以發展;又例如商界本來傾向於全球化的外向政策,但宗教右派則反對,最後布殊政府的解決方法是透過以「新的冷戰」(如針對伊斯蘭世界),嘗試外化內部的張力。無論如何,新右派在美國政治的影響力,到了2000年布殊大選勝利後,已是十分巨大。

放任教條已死,但法西斯種子仍在

布洛克認為,相對於美國的貧富分化所造成的大量失業工人、缺乏社會保障和文化失落的社群,歐洲較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使大部分民眾能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相對少的衝擊,因此右翼的政治力量並沒有在美國中那麼顯著。

從布洛克對當代美國右翼政治力量興起的分析,我們或可更了解為何昨日的經濟衰退或今天的金融海嘯,如果僅僅捲走了「放任主義教條」或「大市場、小政府」的迷思,而未有同時畄去類似布洛克所指的支萦覑美國右翼政治力量的根基,那麼唯我獨尊、排外、不容許「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法西斯或極權主義,仍然是有可能再次復辟,應驗了「更壞的還未到來」的預警。

回到香港。在金融海嘯前的十多二十年,時間、空間、物質和文化資源日益集中在少數的富裕階層手中,被褫奪了這些資源的社群,愈來愈難以保衛他們「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例如,極長的工時,令打工一族無法不常常光顧快餐食店;都市免費、舒適和容易到達的空間的消失,迫使居於斗室和缺乏私人會所的市民大眾,只能於假期周日湧往商場;每小時低於20元的薪金,缺席的失業保障和刻薄的「綜援養懶人」說法,自然不易在物質上支持低收入社群發展個人的獨特喜好;少數公共機構、文藝宗教團體、跨國企業、政府部門對媒體、宗教、信仰、教育、文化和藝術的控制,加上既有的主流話語/論述(例如唯異性戀婚姻獨尊道德觀、安定繁榮和諧論、瞧不起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科技/經濟/發展至上論等等)的統治性共識,導致非主流的文化訴求逐漸消音。這種種未被金融海嘯捲走、壓抑「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的文化結構和社會關係,不正是孕育法西斯或極權主義的良好土壤?

假如香港奉若神明「市場經濟」,指的其實是美國過去30多年右翼政治指導下的發展模式,當中產生了極嚴重的貧富分化、自然生態危機、金融海嘯和極大地限制了個體「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那麼,博蘭尼所說的﹕「市場經濟的逝去,可能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年代的誕生」「The passing of market-economy can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an era of unprecedented freedom」(p.256),便變得容易理解。而要在放任教條手上拯救自由,避免「更壞的還未到來」這預言的落實,重新提出博蘭尼65年前的呼籲﹕ 「拒絕順從(主流)的權利必須要受到制度性的保護」「the right to nonconformity must be institutionally protected」(p.255),恐怕刻不容緩,尤其是在金融海嘯之後。

*Block, Fred 2007: "Understanding the Diverging Trajec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A Neo-Polanyian Analysis", Politics & Society, Vol. 35, No. 1, pp.3-33.

+ + +

我很討厭歷史科不教上面這些實用無比的東西。不教這些,學生們如何能夠裝備自己,成為有活力的市場新動力?

只有笨蛋才會喜歡沒食福、長工時、生活質素低的「繁榮國際城市」的生活啊!不理解社會的問題出在哪,唯一會選的路,當然只有逃避,而且還會覺得「繁榮」是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