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中「富」和「強」的轉化和較量／文﹕梁振英 2007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富強有什麼關係？經濟好，國家富裕，兩者關係明確。國家富裕，是否必然強大？強大的國家，是否必然富裕？富而不強，強而不富，世界上兩種國家同時並存，國際關係會否失衡？
上周我在「雙赤是主導世界局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文中，用數字解說歐美國家的貿赤和政府財赤的嚴重情况，說明問題已經沒有迴轉餘地，雙赤是積重難返。
歐美人民「先使未來錢」，東方人勤工儉用，亞洲各種各樣的原材料和零配件向中國大陸集中，生產和組裝後向西方輸出。中美外貿經年出現大額順差，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達到14,000億美元，同時中國持有大額外國政府債務。今天我想回到兩周前提出的問題﹕這個現象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對力量分配有沒有影響？
當今世界的基本格局是美國獨大。美國的商業、金融、外交、科技和普及文化的力量都遠超其他國家，軍事力量更是舉世無匹。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高，經濟體積十分龐大，但政府和民眾負債纍纍。歐盟各國的各種實力和美國仍有一段距離，而且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和美國基本保持一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實力仍在復元當中。中國經過30年的開放改革，生產力提高，外貿競爭力加強，但整體經濟仍未小康，綜合國力與發達國家相比，科技和軍事力量與歐美俄相比，都相當懸殊。簡單地說，中國的商品生產力高，出口能力強，外匯儲備大，但整體國力落後。
如果說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就是國家富裕的一種體現，中國今天的情况，大概就是富而不強。而美國的外貿競爭力弱，雙赤嚴重，但國力，尤其是軍事和財經技術力量則大大超前。
這是現况，現在先談點歷史。
中國成為世上最大的外貿出超國，在世界貿易史上，並非第一次。已故的前新亞書院院長全漢昇先生，著有《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一書，對明清兩朝對外貿易情况有相當詳盡的論述。
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國際貿易，源自海上新航道的出現。在此之前，中外貿易，有「絲綢之路」，但駱駝的運載能力畢竟有限，一支30匹的駱駝隊，只能負重9噸，比船隻的運載力弱。15世紀末，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好望角，抵達印度西岸。隨後十年，葡人佔領果亞和馬六甲，再於16世紀中葉，在澳門建立貿易基地。同期，西班牙人橫過大西洋，開拓墨西哥作為殖民基地。葡人在澳門紮根的同期，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並且以300噸以上載重量的大帆船往來美洲和菲律賓，利用菲律賓作為轉口港，向中國輸出秘魯和墨西哥出產的白銀，以購買中國生產的生絲和絲綢。由於中國絲織品價廉物美(大概就等於西方學者今天說的「中國價」，China price效應)，在海外市場有壓倒性優勢。在1624年阿姆斯特丹的生絲價目單上，中國生絲的品質評價比波斯生絲為高。1586年，中國織錦在墨西哥市場上的售價，比西班牙線緞低一半。到了1640年，中國貨的價格比西班牙貨低三分之二，西班牙絲織工業從此一沉不起。1781年，西班牙國王下令禁止中國絲貨輸入美洲，但總督拒絕執行，原因是中國貨價錢低，禁中國貨會影響生計。1720年，同樣的禁令下達至菲律賓，當地人也強烈反對。1586至1645年的60年內，馬尼拉向中國貨徵收入口稅的稅額，佔入口稅總額的76%，可見中國當時出口能力的強大。
中國的外貿對象不只西葡兩國，17世紀，荷蘭海上勢力崛起，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以巴達維亞、雅加達和台灣等地作為對中國大陸貿易的基地，將中國產品運往歐洲出售。中國的出口商品也不只絲貨一類，還有瓷器和茶葉。1602年起的80年間，中國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出瓷器1200萬件。
6年前，土耳其總領館送我一本中文書，書名是《伊斯坦布爾的中國寶藏》，該書由土國外交部出版，集中介紹「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的中國瓷器，該批瓷器共有1萬多件，涵蓋元、明、清三朝，「是土、中兩國千百年來和平友好通商的成果」，「典雅精緻的中國瓷器，不僅風靡奧斯曼王室，豪門貴室亦爭相搜購，視為珍寶」。這是土耳其外交部在中文書中的原話。
荷人於1610年開始就將中國茶葉運到歐美各地出售，英國人於60年後加入這門貿易，1730年，據說在巴達維亞同時停泊20多艘來自中國的商船，載有中國茶葉，其中2萬擔轉往歐洲出售。商船從中國出發，滿載中國產品到亞洲各地的中轉港賣貨，回航時除了裝運檀香、胡椒、香料和象牙等入口貨外，就是代表覑巨額出超的白銀。
中國對荷貿易大額出超，1741年，有中國官員估計「閩廣兩省所用者皆番錢，統計兩省歲入內地近千萬」。外國政教中人對這現象並不視若無睹。《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一書對西方人的反應有詳細的描述，400年前的反應還有點現實意味﹕
1598年，馬尼拉大主教給西班牙國王腓力伯二世的信說﹕「每年由新西班牙運來的一百萬西元的銀幣，都違反陛下的命令，全部轉入中國異教徒之手。」
1630年，一位在菲律賓傳教的奧古斯丁教派傳教士，在撰寫傳教史中有以下的觀感﹕「在世界上已知的民族中，中國人覑實是最渴望取得銀子和最愛好銀子的一個民族，當他們看見銀子的時候，他們總是很喜歡地看覑它。」
在中國大量出口絲貨、瓷器和茶葉的同時，歐洲的工業革命將生產力推上人類前所未有的水平。雖然當時歐洲的技術仍然無法取代中國以傳統技術生產的絲貨、瓷器和茶葉，雖然中國繼續通過外貿賺取大量白銀，但中國的相對國力已經大幅落後。和今天的中國一樣，相對於西方列強，出現了富而不強的局面。
富而不強的結果，是外貿出超累積的大量白銀，最後還是從掌心流走。19世紀中葉開始的100年，在世界歷史舞台上，中國是一個不斷捱打的角色，中國和列強在中國國土上連場的武裝衝突和戰爭，不論動機、觸發點和過程，最後的收場，是中國以割地、賠款和開放商港作為求和條件。《辛丑條約》訂定中國賠白銀4.5億 ⒂，《馬關條約》2億⒂，中法、中英《天津條約》1600萬⒂。有研究估計，晚清的大大小小條約，賠款總額達13億⒂。
晚清的國力國情，不能和今天相比；晚清的民氣，也不能和今天相比。今天中國在各方面的力量，都已經大大提高，但西方先進國家在過去百多年也有大幅度的進步，因此中國和先進國家之間，百年前後的差距並沒有縮小。
熱戰和冷戰都成過去，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正在收窄，未來的國際競爭場地是經濟，具體項目是金融。今天的中國有了資本基礎，加上國際環境，應該說內外因素形成的機遇，千載難逢。金融是中國的弱項，中國是否可以由富轉強，關鍵在於中國是否可以管好和用好手上的資本。要管好就要有防範被狙擊和回應的能力，要用好就要有進取的戰略部署。
定稿之際，中國投資公司宣布購入摩根士丹利價值50億美元的換股權。宣布這項交易的同時，摩根士丹利宣布，該公司第四季度的虧損為35.9億美元。這是國際間「富」和「強」轉化的一種體現。
下周聖誕，遠遊休筆，1月4日續談。
【世界經濟篇之八】
梁振英 行政會議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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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規劃經濟就等於死路一條。由獨立的人腦組成的處理系統，無論如何都只能是這樣。
然而這不代表任性而與資源上的限制關係不清不楚的經濟制度有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代價往往就是有經濟成員國的經濟崩潰，幾億人的十幾年沒有價值的捱苦人生。利用多重虛擬品的買賣來掩飾脫離現實的經濟表現，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幾百萬人享受，而置幾十億的人、幾代的環境資源於水深火熱中。
人多就只能節流，這是生存的鐵律。一是嚴格限制人口，一是嚴格限制有限資源的浪費，又或者兩方面都做一些限制。這些都是一種規劃。而規劃的第一部就是完善會計制度。只用金錢做基準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十噸米可以換一噸油，但是這不代表二十噸米可以換兩噸油——因為生產力並不是隨傳隨到，也不是有錢就會有，事實上有錢也沒有的情況對大商家來說見怪不怪。這種生產力的特質基本上違反了數字的線性，所以任何以金錢為基準的經濟系統，這種錯用象徵就會在千千萬萬的交易中慢慢的演變成無處不在的巨大的生產力黑洞，不斷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穿櫃桶底」，不斷形成社會壓力，然後大家只好在社會裡找弱者來承擔所有責任。
怕複雜的話，不如大家回到古代，萬事用拳頭解決。不然就請好好的坐下來解決這個大問題。人力和自然資源都和錢完全不一樣，尤其在世界性經濟的面前。前者改變超級緩慢，而後者卻是暫時可以不斷衍生更多出來的東西。沒有錢，有借貸，然後有買入這些債務的基金，再有買入這裡基金的保金，又有買入這些保金基金的投資公司……這些全部都是脫離了現實的無意義數字遊戲，因為說到尾，那個債仔可能只是一個電力技術員，他的生產力絕對無法轉變成別的東西，因此這些數字在衡量他的生產意義時，其實只是體現了數字的虛擬性。
再說得簡單一點，就是金錢交易在大世界、少人口的世界會是一個很好的經濟動力，但是在一個擠滿人的星球，就只是一個黑洞而已，因為錢會因為不足的資源而失去「自由交易」的意義，變成只能無限膨脹的銀面數字。事實上金融越旺盛，就代表人類的資源越是變得缺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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