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回收-利樂中國“拾荒”實驗
相比過去的幾年,利樂（Tetra Pak）中國對2009年利樂包裝回收體系的效率表示了比較樂觀的態度。
2009年8月,廢棄利樂包全球回收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該回收中心由浙江力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建立。根據公開資訊,中心建成後將在全球範圍內收購廢棄利樂包,建立起完善的回收網路。
“多數人把無菌複合紙包裝統稱為'利樂包’,”利樂中國副總裁楊斌說,“其實這個市場中還有瑞士的康美包（SIG Combibloc）、挪威的艾羅派克（ELopak）、荷蘭的Alterna Pak和國內的一些包裝公司。”
據計算,每10萬噸廢棄的無菌複合紙包裝可以提煉出7萬噸木漿、0.5萬噸鋁箔,價值超過3.5億元人民幣——這是回收此類包裝的價值所在。
2009年,利樂在中國銷售約270億包,全國已經有十幾家與之合作的企業在用回收利樂包裝製造再生紙、彩樂板和塑木。利樂中國估計,今年將有4.2萬噸“利樂包”（這其中包括了康美包等其他包裝）被回收,回收率接近15%,與2008年的10%相比,前進了5個百分點。
但是,利樂最終發現,由於中國城市公共衛生系統中存在著各種缺位,自己“被迫”要在這個實驗中同時扮演五花八門的角色:要做“迴圈經濟宣導者”,替政府宣傳和推動垃圾分類;還要為自己選中的再生產品製造企業“輸血”、並且偶爾充當回收行業秩序的調解人。甚至,更多時候,利樂扮演了回收處理體系中商業模式的設計者——最後這個角色最為困難,因為中國的現實複雜到遠非一家跨國企業可以憑一己之力推動迴圈經濟的地步。
在其他回收領域參與類似實驗的企業,如佳能、惠普回收電子垃圾,可口可樂回收廢棄包裝,亦遇到了同樣的困境。擔任其下游的回收物資處理企業一享受不到政策優惠,二無資金補貼,全靠跨國公司輸血成長並不符合現實。
“如果做上五六年,我的廠年產量始終徘徊在2萬噸（紙）,本身就是不符合商業規律的。”北京鑫宏鵬紙廠廠長郭振齊告訴本報記者。他從2005年開始,走上用廢棄“利樂包”造紙之路。
“我現在需要一個突破口,能讓企業規模迅速擴大。”
因此,利樂的當務之急則是為迴圈經濟企業的回收商業模式找到一個符合市場規律的爆發點。
“幸運的是,我們可能在2009年找到了。”楊斌說。
爆發點
利樂中國的這兩位合作夥伴性格迥異。郭振齊是老師出身,對商業模式和技術的論證非常謹慎,要考慮周全才付諸行動;羊軍則對新生事物充滿熱情,天生善於在競爭中尋找差異化手段突圍——2000年接手富倫紙廠時,這個日產8噸紙的小工廠得以在該地區400多家紙廠的競爭中倖存下來,是因為羊獨闢蹊徑,靠搜集其他紙廠用來卷牛皮紙成品用的紙管做原料。
不過,做事風格截然不同的二人在此時得出同樣的結論——鋁塑分離生產線對他們的企業擴張極為關鍵。
在沒有使用鋁塑分離技術時,工廠處理一噸利樂包,除去雜質,可以得到500公斤紙漿、250公斤鋁塑篩渣（塑膠與鋁的混合物）。利樂的紙漿採用長纖維,適合製成優質牛皮紙,在2008年上半年,廢棄“利樂包”收購價格是1800元/噸,進口廢紙的價格是2900元/噸,富倫紙廠和鑫宏鵬紙廠還有成本優勢。
但經濟危機迅速到來,進口廢紙價格降至1200、1300元左右一噸,“利樂包”的回收價格則升到1800元/噸,加上紙製品市場價格競爭激烈,企業的利潤空間被大大壓縮。為解決這個問題,上述兩家工廠要在剩餘的鋁塑篩渣上尋找更多的價格空間。過去,這種混合物最多賣到1200元/噸。在使用鋁塑分離技術後,工廠可以繼續將其分解為鋁和塑膠,塑膠在市場上可賣到1500元/噸,鋁則價格更高,是7300元/噸。
僅富倫紙廠而言,每年處理無菌複合紙包裝近1萬噸,每個月產生約200噸鋁塑篩渣。在初期投資500萬左右上馬鋁塑分離生產線後,複合紙包裝的再生利用價值提高了約30%,月銷售收入增長可達25%。
這部分新增贏利空間給了羊和郭二人動力,他們不約而同地在急速擴大規模。
羊軍的計畫是在2010年將產能擴大到年產10萬噸牛皮紙,郭振齊則收購了幾公里外的另外一家瀕臨破產的國營紙廠,計畫將自己的產能提高到4萬噸。
“鋁塑分離技術本身早已存在。”利樂負責利樂環保事務的經理姚特克告訴本報記者。事實上,早在2005年,在巴西聖保羅的衛星城市Piracicaba,就有一家利樂巴西等公司支援紙包裝回收加工廠,能夠用等離子技術將紙包裝盒中的鋁和塑膠成分完全分開。“但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等離子技術的設備投入太高,而且也要求企業對'利樂包’回收量夠規模,因此利樂在中國進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實驗。”
2007年,利樂中國的環保工程師找到了天藝塑膠公司,他們和山東聊城大學的研發小組合作,開發出現在富倫紙廠和鑫宏鵬紙廠使用的半化學半機械的鋁塑分離方法。
“（鋁塑分離設備）總體投入大概需要1500萬元,”羊軍解釋,“利樂在基礎設備上對我們提供了説明,而且,經由他們論證,整個生產過程也是環保的。”
利樂在中國之所以如此急切尋找性價比高的鋁塑分離技術,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國的迴圈經濟鏈條上,鮮少見到有為再生產品生產廠家提供政策傾斜和資金補貼。
在歐洲,以德國的“綠點體系”為代表,其實是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在由政府提出包裝回收要求後,1990年9月28日,來自包裝材料和消費品產業的95個公司組成了德國的生產者責任組織——“包裝廢物收集利用的環境服務公司”DSD,DSD擁有綠點（green dot）標誌。這個組織是與地方政府垃圾處理系統同時並存的另一個回收利用系統,它根據回收體系和不同材質包裝物的回收成本測算,規定加入該體系的消費品製造商為每個包裝上繳納多少費用。交費企業可以在包裝材料上使用綠點標誌。然後,DSD將這些費用補貼給專業公司負責廢包裝的收集和再利用。
和中國大陸情況最近似的臺灣地區,則是在1998年開始,由政府牽頭成立了廢棄物資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用製造者提供的 資源回收管理費去補貼整個資源回收系統的各個成員,比如工廠和拾荒者。
2008年8月,中國已經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迴圈經濟促進法》,這個立法意味著中國意識到了日益增長的資源緊缺和環境壓力,試圖改變高投入和高排放的經濟增長模式。這個立法要求在企業的生產源頭進行控制,提倡綠色設計和製造,並且將廢棄物在回收及處理系統進行再利用,使資源重新回到生產領域。
“但是現在的迴圈經濟促進法只是在有關領域中做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全國人大環資委調研室副主任翟勇說:“有關產品再利用的比例、再利用率等等這些具體要求,相關行政法規現在還沒有出來。”
因此,利樂要在中國搞迴圈經濟實驗,目前只能靠在產業鏈條上尋找到更多的利潤空間,來確保下游的包裝處理企業能在殘酷的市場經濟中持續擴張。
“說到底,我們需要靠這部分盈利趕快形成規模優勢,”郭振齊在自己的鋁塑車間旁總結說,“然後,就能更好地控制利樂包的回收網路。”
控制點
林老闆個子不高,臉上總帶著笑容,在經營垃圾分撿回收前,他做過水果生意。在他接手這塊地盤時,羊軍每月從這個地區只能回收80噸利樂包。據估計,這一地區2009年的目標回收量只有3000噸。
“但不要因此小看廣州周邊地區的回收量。”林老闆為自己的商業計畫辯解,光東莞地區一個鎮的居民,一天消費利樂包的潛力,甚至就超過城市里的幾個大型垃圾填埋場提供的回收量總和。因為這裡工廠密佈,氣溫偏高,工人們的食譜裡常年包括利樂包裝的牛奶或飲料。
“只要你讓我覺得做這個事情有前途,”林老闆說,“我會想方設法把回收量提起來。”
由於中國尚未建立合理的垃圾分類體系,消費者垃圾分類的培養更無從談起。林老闆這樣的民間回收大戶成為了“利樂包”回收的樞紐,他們連接著各個垃圾填埋廠、廢紙收購點和蒙牛、伊利這樣的利樂包裝使用大戶（從工廠中回收他們的廢棄包裝）,並且也能通過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來面對成千上萬的拾荒者、知道“利樂包”能賣錢的環衛工人和城市居民。
環保袋在城市垃圾分類政策缺位的情況下,通過細分價格對回收管道進行有計劃的培養和管理,是羊軍唯一能做的事情——他有一個即使在跨國公司的管道管理者看來也相當精准的管理框架。根據消費“利樂包”的數量,在山東、安徽、上海、廣州、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尋找到林老闆這樣的總代理,為他們中業績好的人建立獎勵制度:比如一個月,代理收上來的“利樂包”達到20噸,每噸就返利200元。羊軍甚至答應,為林老闆這樣信譽良好的合作夥伴提供一部分資金周轉。
“我們把收購的標準和價格掛鉤,收上來的廢包分三個級別,分類和清潔做得最好的價格最貴。”羊軍說,“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與錢相關,回收環節裡的每個人都會慢慢發生轉變。”
在收上來的廢包裡,他們對地區代理從當地工廠拿到的邊角料開出的收購價格是最低的。“這不奇怪,”郭振齊解釋,“我們很多回收代理都和當地的蒙牛、伊利這樣的工廠有密切的關係,從那裡拿到大量的邊角料並不難。”
但回收企業和造紙廠都意識到,能否拿到工廠料取決於中國社會的人情關係,若完全依賴于這種關係,則會讓雙方都面臨極大的潛在風險。
“比如,工廠分管此事的人忽然改變主意,將這些廢料處理給其他回收商。”相比之下,建立起一個從城市垃圾處理體系中獲得“利樂包”的穩定管道更為重要,因為人們對牛奶和飲料的消費總會越來越多。因此,羊軍和郭振齊不約而同把從鋁塑分離技術上得到的那部分贏利,儘量投入到對這部分管道的建設中去。
“更何況,利樂説明我們的主要目的,本身不光是為了處理工廠廢料。”羊軍說:“而是希望通過我們去把城市垃圾中的廢包吸納出來。”
在富陽當地,受到原料藍海的吸引,也有中小型企業開始動用“利樂包”造紙的主意。他們的一部分原料來自購買進口廢紙中夾帶的廢棄利樂包,“進口廢包是800元一噸,”羊軍說,“我們則把收購價格定在1800元一噸。”
除去要負擔維護管理回收系統的成本,富倫和鑫宏鵬紙廠為了保證生產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環保,還投資500萬元修建了污水處理及迴圈使用的系統——然而,其他競爭者則未必會如此規範行事。
“現實確實很殘酷,”郭振齊說,“在規範和監管缺失的市場環境下,好行為未必會給企業帶來好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不難理解,羊郭二人對同業競爭者的心態十分矛盾。他們並不特別擔心產能大的紙產品生產商加入競爭。事實上,大型企業,比如玖龍紙業（02689.HK）就曾與利樂環保工程師有過多次接觸,但遲遲沒有實質性介入。因為玖龍紙業每日總產能近三四百萬噸,若採用新的生產原料,生產線改造成本高昂,以目前的利樂包回收量來看,也無法找到足夠的原料來維持大型企業的生產線運轉。但如果利樂支援使用該原料的中小型企業過多,原料供不應求,會導致抬高收購價格,企業利潤下跌。
“對利樂來說,這有點像在走鋼絲時小心翼翼維持平衡一樣。”楊斌承認。利樂最終希望看到的結果,是利樂包的回收比率大幅度上升,同時,那些有良好意圖和行為準則的企業能夠勝出。
但與中國複雜的市場環境相比,一個企業設計商業模式的初衷有時往往會顯得過於簡單。
這種時時存在的矛盾心態,最近一次特別明顯地展露,是在利樂支援天藝塑膠公司開發鋁塑分離技術的階段。一方面,天藝塑膠希望自己的技術產品迅速市場化,另一方面,利樂也意識到,這個技術的應用如果推動了一批中小企業蜂擁上馬無菌複合紙包裝的處理專案,鑫宏鵬紙廠和富倫紙廠費時費力所搭建的規範、而又脆弱的回收體系又可能會被短期逐利的價格戰衝垮。
“但最終,包括利樂本身在內,任何企業都要服從市場規律。”楊斌說,“我們為自己認定的企業提供技術和設備資助,並不是試圖控制市場,而是試圖為他們贏得一些機會和時間。”
拾荒者
2008年夏天,羊軍在富陽的一個安徽籍合作夥伴在送貨時遭遇了一次車禍,這個回收者是羊軍在當地最好、最穩定的回收管道之一,每天都在為他提供400到500個廢棄利樂包。這次車禍導致合作夥伴胸骨開裂,光住院和治療費就花了八千多元。
羊軍去醫院看他,發現他和家人正在為醫藥費和日後能否繼續工作的問題心煩意亂。
就在那一刻,羊軍意識到,富倫紙廠的業務是由這些居無定所、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拾荒者們所支撐的。而這些拾荒者們“毫無歸屬感,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生活保障”。這件事情給他的刺激很大。
如何説明拾荒者群體,讓他們覺得“被人尊重”,同時也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經過一番思考,羊軍承認,有關的具體實行辦法,“還在考慮中”——依照《新勞動法》,將對方納入自己的企業,風險很大,而為其購買商業保險的金額又太大了。
“我現在能想到的,就是幫一些長期合作的核心管道商解決社保問題。”羊軍說,“以我的實力,只能做到這麼多。”
對利樂這些較早在中國市場推進環保專案的企業而言,已經意識到,中國巨大的拾荒者隊伍沒有組織、分散、不具法人資格的組織形態,因此也無法和企業進行交易。正是這一點,直接制約了利樂和其他大量使用包裝的跨國消費品生產企業,比如卡夫、可口可樂推動廢棄包裝的回收。
此外,還有政策法規上的問題在困擾那些試圖在中國回收電子垃圾的IT企業。根據記者瞭解,由惠普和佳能支援的回收管道所得到的印表機廢舊墨水匣寥寥無幾,多數墨水匣要麼被居民無意識地丟棄,部分則被市場上的小販通過不正規管道拿去“廢物利用”,再次填充後賣到市場上去。不正規的企業處理墨水匣會污染環境,也擠壓了正規回收企業。
目前,中國現有的關於廢棄家用電器電子產品回收管理條例,其核心是針對回收管理,而不是回收再利用。它遵循1992年中國加入的《巴塞爾公約》,禁止電子垃圾跨省運輸,這就使得企圖統一處理電子垃圾的跨國公司在某種程度上遇到法規上的障礙——可能將電子垃圾收集上來,也很難將其運送到自己支援的企業去進行再利用的加工。
“說到底,在中國推動包裝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需要政府、行業、企業各司其職。”楊斌認為,“在中國,政府為迴圈經濟立法尤其重要,而公眾的垃圾分類和環保意識也需要政府來推動和宣傳。”
而這遠非利樂,甚至幾家大型包裝生產商通力合作就能辦到。
因此,利樂、包裝協會和一些包裝使用和生產廠商建議,中國政府可以將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納入正在制定的《包裝物回收利用管理辦法》。
在與包裝物回收利用有關的三個群體中,目前國際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制定法律法規,指導企業和居民對垃圾進行分類和處理;政府有關部門或是生產者有責任組織對包裝使用企業發放補貼。比如可口可樂、卡夫統一收取包裝處理費（費用分攤比例則由包裝使用企業與包裝生產企業自行協商）;政府對廢棄包裝處理企業給予稅收、採購政策的支援;收取包裝管理費的組織對相關包裝處理企業發放補貼;同時,在整個包裝處理鏈條中,政府有關部門要起到監督和核查的作用。
但是,“歐洲通行的生產者責任制未必適合中國,因為（迴圈經濟）更多地牽扯到社會問題。”國家環境保護部固體廢物管理處處長鐘斌則指出,真正要形成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迴圈經濟制度需要很長時間。各國都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制訂政策細則。
事實上,歐洲人對此早有體會。根據楊斌回憶,當利樂中國的成員訪問歐盟廢棄物包裝管理機構的時候,就有歐盟官員告誡他們,在發展中國家“千萬不要照搬德國的回收模式”。
所謂德國模式,是指歐盟中一些東歐國家效仿德國,由企業和政府牽頭投資建立了昂貴的回收體系,結果引發了一場正規軍（政府企業支援的回收部門）和拾荒大軍的資源爭奪戰。其結局是,硬生生搶奪了後者的飯碗。
業內認為,現在看來,對於第三個群體,也就是拾荒者群體的組織管理中,巴西政府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仿效。
1992年,巴西非盈利環保組織“塞普利”（CEMPRE）成立,這個組織説明政府將拾荒者收編成為了類似合作社的法人組織——這等於是通過政府的許可和支援將垃圾分揀產業化,並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由於合作社的工作是勞動力密集型工作,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可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在這個實驗中,政府負責為合作社的垃圾分揀提供固定的地點或場所,“塞普利”和企業及其他NGO則為合作社提供核心設備（核心設備是壓縮打包機）和管理指導。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達到200美元,相當於巴西最低工資水準的兩倍。
目前,巴西一共有300多個這樣的合作社,共創造了50多萬個就業機會。這種成功的管理模式使得巴西的5500多個城市中,到2004年有237個城市加入了垃圾分類處理的隊伍。另一個數位是,巴西的鋁易開罐90億個,回收率達到96%,高居世界第一。其他的包裝比如:鋼易開罐、紙箱、玻璃、PET飲料瓶和無菌包裝紙盒、塑膠的回收率都居世界前列。
“所有這些國家的成功和失敗經驗都說明了一點,即迴圈經濟實驗能否成功,不取決於利樂一家公司,”楊斌承認,“但這也是我們為之努力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