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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 1 日  星期三   晴天


回顧和審視 分類: 未分類

陳健民﹕七一,上不上街?

【明報專訊】每年的七一遊行,被視為香港民情和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測試計,民陣、泛民、特區以至中央政府對遊行人數都是高度關注。參與過2003年七一遊行的港人,感受過50萬黑色人潮對特區政府的衝擊力,不禁會在今天想一想,要不要再上街頭?

如果上街是為了向政府表達不滿,讓我們先看看今天特區的管治狀�G。

當年港人說董建華做特首不稱職,他沒管治經驗、盲目愛國,既囉唆又猶豫不痩。而曾蔭權卻是港英時代公務員的第二號人物,滿有行政經驗。他既沒有商界背景,亦非根正苗紅,理應可以不偏不倚、平衡各界利益。結果如何?

董去曾來,的確是穩覑了局面,避過大亂。但政府卻毫無作為,讓香港一天天的爛下去——西九龍仍然是一片荒地,香港仍然是一個以炒作為本業的社會,教育政策繼續擺動,富裕中的貧人繼續在社會邊緣掙扎,保護海港、大樹、社區精神以至集體回憶仍然困難重重。在政治任命、梁展文和生果金事件中,政府仍然被批評欠缺透明度、官僚主義和與民意愈走愈遠。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問題一方面是曾蔭權只像一個行政官員(連自己和問責官員減薪亦只會跟覑公務員薪酬調整水平),當特首的眼界是「打好這份工」時,又如何能期望他有方向、有理念地帶領香港發展?說到底,香港沒有製造政治家的一套系辏。

無力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但就算有政治家出來又如何?現時的政治體制在專制與民主間徘徊不前,結果是結合了兩種體制的壞處。港英時代的行政主導一去不復返,但又無力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行政立法缺乏穩定的聯繫,議會、政黨有虛權無實責,以抬槓發揮影響力;政府認受性不足,又無威權,只能以公關代替民主,到處派糖撲火,在民粹政治中浮沉;面對弱勢政府,利益群體以壓力向政府伸手,政府陷入困境時各方卻袖手旁觀。政府困在這種「尋租社會」的格局中,已疲於奔命,更莫道「走入群眾」,實踐什麼公眾參與了。

香港無論在教育水平、中產階級的力量、公民社會的發展、法治、政府的廉潔和行政效率各方面都為民主發展提供了優越的環境。在這樣的處境下,中央政府和本地的財團仍要抗拒民主制度,是自招苦吃。現在誰當特首,誰都會苦於要在議會拜票、招架來自或親或疏的議員的質詢、媒體的謾罵批評、日趨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的「快閃」行動。

歸根究柢,在這樣的現代社會中,政府不是普選產生已是「原罪」,再加上中央政府一直抗拒在共產黨以外有另外一個執政黨在特區出現,那就誰當特首,誰也會發現自己是全世界最孤立的統治者。在《基本法》類近總統制的安排下,沒有執政黨/聯盟,行政立法如何溝通合作?沒有執政黨,誰在議會和輿論戰中為政府護航保駕?沒有執政黨,誰作政府與市民的橋樑?

應按社會發展規律讓民主生長

在這樣的格局下,換誰當特首亦不會做得好。你相信唐英年或者梁振英可以駕馭這種局面嗎?我恐怕他們只會帶來更深重的管治危機。現在應該做的,是按覑社會發展的規律,讓民主自自然然地在特區生長起來。只有以普選和政黨政治來理順現時畸形的政治制度內的重重關卡,才有機會政通人和,並且透過競爭提升政治領袖和公共政策的質素,香港才能重拾社會創新的動力。否則,香港只會是亞洲的底特律,大家坐在這�堙A懷緬工業時代的光輝歲月。

七一上不上街?在乎你對特區那種狗咬自己尾巴的空轉和內耗有多大的忍耐力、在乎你有多悤的欲望要打破官僚的因循和被禁錮的革新思維,也在乎你對人民力量是否還有一絲寄望。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 + +

香港越來越多實質上的特權階級,從下往上爬的機會越來越少,而上層對下層的關照越來越淡薄,才是香港精神無法維持的最大原因。



2009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晴天


證監會的負責能力 分類: 未分類

按中銀方案回購 銀行只蝕約8億/文﹕李先知

【明報專訊】明天便是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政圈中人無人不知,近月來政府不少政策與部署,都是盯覑這個日子來行事,務必想方設法減低遊行人數,以便當權者面子好過一點,包括不用向「老闆」解釋為何社會上仍有大群人不滿政府的施政。由於數以萬計雷曼迷債事主正是今年泛民力谷的七一遊行「生力軍」,因此早陣子官場已勁吹,有官員渴望銀行能在七一前與證監會達成和解協議,好讓投資者取回部分本金,消消他們的怨氣。所以,當本報上周一披露了中銀香港與證監正在商討和解建議的細節後,不少人都在猜測,協議能否趕在七一前達成呢?

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當一眾記者昨日聞悉16家銀行的高層突然雲集於證監會總部時,即時聯想到,莫非銀行與證監就雷曼迷債和解一事,真的就在七一前的兩天就瓜熟蒂落?可惜,這個良好意願很快便幻滅了。

首先,銀行界消息人士指出,這只是一次摸底會,因為早陣子證監針對雷曼迷債分銷銀行的調查,是逐家進行的。換言之,銀行與證監的對話是單線的,因此銀行即使有互通消息,也只能私下進行。所以,早前當本報披露中銀香港向證監提出了「以六成本金起的和解方案」,大家才省悟可能要一起行動,包括一起向證監表達願意和解的意願,於是訂下了一起去見證監的計劃。

知情者透露,正因上述會議屬「摸底」性質,所以根本不存在一眾銀行向證監提出了一個共同認可的和解方案。另外,銀行界消息人士透露,雖然證監至今仍然不願意接受中銀提出的和解建議,理由是不足以反映銀行在此事上要負上較大責任的「事實」,但原來有銀行私下認為中銀的方案已經「太慷慨了」。

因此,消息人士續稱,銀行方面稍後還要再坐下來商談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和解建議。由此看來,和解之路還是來日方長。

官場中人昨日亦大致認同上述分析,直指七一前解決風波已是不可能了,除非銀行方面突然在今天提出一個「十分慷慨」的方案。不過,消息強調,原因不是證監想阻撓,亦不是證監堅持銀行要以迷債本金的全數來作回購,而是銀行方面至今提出的方案,仍未能反映它們在事件中所應承擔的責任。據悉,在昨日的會議上,證監高層已向一眾銀行家明確解釋了這一點。

官場中人更特別提醒筆者,上周二,證監會行政總裁韋奕禮在立法會的聆訊上早已表明,銀行完全可以毋須證監的同意,也可向客戶提出和解建議。更重要的是,他指出,證監早前與兩家證券行達成的全賠方案,不是證監唯一考慮的和解模式。消息人士進一步闡釋,韋氏之意明顯在說,不是百分百的回購也可以談。如今關鍵之處,是有關方案能否反映證監認為銀行在事件中所要承擔的責任。

按本報記者推算,若所有銀行均以中銀方案回購迷債,而迷債現時的市值又一如去年底安永會計師所估值,16家銀行所蒙受的損失只約為8億元,但曾經投下125億買迷債的投資者,由於只能得回75億元,亦即損失50億元,是銀行的6倍以上。故此,不能滿足證監會的「分攤責任」底線。

不過,銀行界消息人士辯稱,若要追究責任,那麼證監的責任又應算多少,因這幾年�堙A銀行分銷的36隻雷曼迷債,每隻都曾經得到證監的同意,包括宣傳字款要多大、免責條款應放哪�媯扔央C若按照證監的「責任論」引伸下去,豈非證監也要賠償一部分!

聽罷兩方的理據後,沒有多少人會相信此事可以在短期內解決,更遑論是今天之內。

李先知 歡迎回應 網誌﹕http://blog.mingpao.com/LSZ.htm

+ + +

粗體字是我加的。其實我想知道的問題是……到底證監會有沒有同意銀行的銷售方法?銷售過程並不只有黑底白字的宣傳吧?如果口上說的和紙上寫的不同,就已經是涉嫌誤導、企圖欺騙的行為了。



2009 年 6 月 29 日  星期一   晴天


該幫?不該幫? 分類: 未分類

城市裝修﹕前言

【明報專訊】多得金融海嘯和特區政府的推動,醫療和教育由保障全民的社會福利,搖身一變成為海嘯後的「六大產業」之二。

服務百姓的公共機構由政府提供土地,順理成章,但侍奉富豪中產的私人產業,也能享用土地優惠這「免費午餐」,是否有點那個?

更奇怪的是,為什麼患上「福利恐懼症」、尤其那些「自封自由主義者」的港人,不像針對領取綜援者一樣,高呼「福利」會造成私人產業對政府的「依賴」?甚至指摘「福利養懶商業」?

歐陽達初的答案是﹕「福利依賴」與「獨立自主」的假對立,從來只是一種用來掩蓋階級問題、製造妒恨、專門對付基層的花言巧語。

馬國明補充﹕人是「互相依賴」的動物,因此「依賴」與「獨立」必須辯證地看待。

把醫療和教育扶植成為中港富豪中產及其子女服務的產業,主要以公共資源培育的醫生、護士、教授、老師,也將逐漸流向侍奉少數高收入人士的私領域,此消彼長,本地福利的量和質將會日益下降,社會只能進一步兩極分化。應該如何面對?

經歷金融海嘯甚至受裁員減薪威脅的本地中產社群,又願意對「社會福利」、「依賴」和「獨立(自力更生)」等,重新作理性思考嗎?

文 許寶強 策劃 許寶強 編輯 陳立衡

自力更生的迷思

【明報專訊】金融海嘯發生以後,政府官員在不同場合的訪問中,都呼籲有經濟困難的市民領取綜援,事後被各方媒體大肆抨擊為不負責任。公眾似乎對「有需要領綜援」這種講法(特別出自官員口中)十分反感。近年即使社福界亦對使用綜援持保留態度,總覺得「自力更生」才是理想的「公民典範」;社會上的保守派,更將社會保障提升至一個道德災難的源頭,最常見的是「綜援會鼓勵懶惰、新移民無計劃地生育」等。由此可見,關於綜援的討論已超越社會保障的範疇,而關涉到社會價值的層次。

福利恐懼症

綜援作為香港唯一的安全網,確面對覑巨大的認受性問題,即使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仍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見樂施會的研究)。這一方面是香港的經濟神話令人以為過去的成功就是靠覑「自力更生」,「福利」只被狹窄地定義為公共援助,是屬於少數人的。這既漠視了香港人(特別是中產)一直都相當「依賴」福利,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醫療系統等,但同時又滋生了一種「福利恐懼症」,以為它會打擊人的工作意欲,同時為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其次,綜援作為一種需經濟審查的保障制度,不但造成標籤效應,更排斥了許多面對經濟困難的中下階層,雖然他/她們經歷了裁員、減薪,但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再加上政府近年不斷推出選擇性的「派糖」措施,如多發一個月綜援標準金,更引起了市民對綜援人士的不滿。

由此可見,這類針對最不能自救者的福利,將受助人區分成「值得幫」與「不值得幫」,加劇社會分化;每當福利運動提出增加綜援水平的要求,總有人「擔心」太好的福利製造依賴。政府不敢觸碰深層次的社會資源分配格局,而呼籲市民領綜援只是敷衍了事,完全不提及申請綜援的重重關卡。因此自1999年起,「綜援」的論述脫離了社會政策、經濟分配的理性討論,變成大眾針對一群綜援人士的行為問題。當中涉及不同政治力量的操作,以及社會怎樣理解接受福利及經濟自立。

所謂「福利依賴」,指的大概是長期領取社會保障人士,特別針對一些有工作能力如單親家長、失業和低收入社群。長久以來,社會似乎用「依賴」與「自立」去區分一個人的經濟狀態。在60年代起,一些反福利的西方學者開始將領取福利接受者的「貧窮」描述成「依賴」,將他/她們從社會關係中抽離出來,歸咎於福利太慷慨而選擇長期接受福利;甚至連繫至負面心理/道德範疇的含意,而成為某一群體的文化特徵,是需矯正的病態。這在香港既不符合事實(可比較綜援水平與貧窮線),更漠視了造成貧窮文化的結構性因素﹕如貧富日漸兩極化、排斥性的勞動市場、日趨複雜的家庭關係。為回應「依賴文化」的攻擊,一些較批判的福利學者提出了「被迫依賴」的用語,旨在重申福利接受者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中,處於被動及不利的一方。面對社會變遷,接受福利其實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美國學者Nancy Fraser則指出,從字源來說,「依賴」其實暗示了一種從屬的社會關係,在前工業時期即指奴隸、僕人,那時社會上大部分人都是「依賴」的,因此不會感到恥辱。自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圈地運動、工廠的出現後,一些工藝者、農民失去了他們的「自力更生」機會,薪資勞工成為社會的常規,要餬口就要到工廠做工。其後由於18、19世紀工人運動取得的一些成果,部分工人階級享受到家庭工資以及一定程度的勞工保障,所謂「經濟獨立」開始成為主流的生活狀態。同時,屬於經濟活動的無酬勞動,亦同樣被孤立於經濟獨立的領域中,因此當每個人被要求「自立」,便只有從事「有薪工作」的形式。不過,這種「依賴/獨立」的二元關係,遮蔽了資本主義下工人對僱主的依賴及其從屬地位,例如工人失去控制生產、工資水平的能力。資本——勞動關係中的「依賴」被神秘化,卻披上「獨立」的面紗,在社會上取得優越的地位。

香港隨覑去工業化、都市化的無限擴張,從前基層市民可以獲得生計的機會不斷被剝削,擦鞋檔、小販、大牌檔等經濟活動開始絕舻於「全球城市」的空間。金融地產主導的畸形經濟結構、資本累積的遊戲排斥了大部分人,甚至侵蝕社區、基層之間的自主經濟活動,這才是真正製造「依賴」的元兇。如要數社會存在真正的「福利依賴」,應見於政府對財團商賈的利益輸送﹕盲目重建後的土地資源、低無可低的利得稅甚至取消了的遺產稅、向商界利益傾斜的功能組別、賤賣公共資產而來的「領匯」等;或說政府支援企業亦能為市民提供就業機會,但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卻是肚滿腸肥的一小撮集團。與之相比,基層市民得到的福利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但「福利依賴」就可成為當權者轉移視線、掩蓋官商勾結、操弄民眾不安情緒的最好工具。

他朝君體也相同

社會一方面追求經濟自立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許多在生活世界看似熟悉的事物,其實隱藏覑不同的問題,如有滲入食物鏈的流感病、老化的救護車、有毒的奶粉、迷你債券等。即使是經濟系統,在增長的背後,危機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降臨,並對人民的生計作出不同的破壞﹕結業、裁員失業、減薪、增加工時,這更加顯示出以個體「獨立」地對抗全球性及本土性風險的脆弱。為此,我們需要更普及的福利制度,將這些社會風險集體承擔,防止它們不平等地分配到最弱勢、邊緣的一群身上。�G且在生命的歷程中,今天的中產可以「下流」成明天的無產者甚至負資產階層,政府更應該強化多層的社會安全網,改善千瘡百孔的綜援政策,以及落實全民養老金;為此,適當地干預市場是必須的,如設立最低工資以及低收入補貼等,以保障工人有尊嚴的勞動、合理的回報。在這連基本生活都未能確保的時代,這些社會政策可以為市民提供一種「制度化的安全感」,對長遠的社會發展有利。

要解決市民對「福利依賴」及經濟不安全(economic insecurity)的恐懼,我們需視「領取福利」為常態,還要擴闊對「福利」的想像,因為社會上所有的成員都會在不同時段有此需要。單純的「經濟獨立」根本不存在,要抵抗海嘯,更不可能單靠個人的力量;同樣地,社會從來都是「互相依賴」地運作,福利制度正體現覑這種同舟共濟的精神。

文 歐陽達初

對抗「福利恐懼症」的辯證法

【明報專訊】人類豬流感在社區爆發,本地感染的個案破百,政府敦促市民加強抗疫。同一時間青少年學生濫用精神科藥物的問題不斷浮現,6月15日《明報》報道,全港500家中學之中,逾100家的學生曾向戒毒或輔導中心求助。當日恰巧是離島區議會討論戒毒學校正生書院遷到位於梅窩的南約中學一事,由於遭梅窩居民和大部分離島區議員的反對,事件在第二天成了多份報章的頭條新聞。在抗疫和戒毒的聲浪底下,金融海嘯的浪聲似乎全被淹沒。但聽不到浪聲可能是更危險的時刻,嶺大的許寶強博士便曾提醒人們,金融海嘯不會捲走法西斯主義這種冥頑不靈的事物。同文歐陽達初指出金融海嘯加深了香港社會的「福利恐懼症」,恐懼症應屬精神科,但濫用精神科藥物的問題正困擾整個社會,對抗「福利恐懼症」更不應藥石亂投,不妨嘗試久違的辯證法。

正如歐陽達初的文章指出,「福利恐懼症」源於香港主流社會誤解「依賴」和「獨立」二者之間的關係,以為領取綜援的人士是社會的負累,領取綜援的人依賴社會毫不獨立。人非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人是社會動物(social animal),人的生存狀�G必定是互相依賴,獨立未必是幻像,但卻是相對的。據政府的數字顯示全港月入少於4,000元的極低收入人士為數20萬人,在香港大多數人每日三餐再加交通的每月開支已超過4,000元;月入低於此數的必須「依賴」政府提供公屋才不至流落街頭,淪為露宿者。但與領取綜援的人相比,即使是極低收入的人也是受薪人士,不用領取綜援,是獨立的,這是香港主流社會的想法。所謂獨立不過是相對的,是因為有人領取綜援,令收入根本不夠日常開支的人變成獨立。

極低薪20萬人

如果以辯證的關係來看待,整個香港其實「依賴」領取綜援的人士,才會有為數20萬人「心甘命抵」接受一份根本不足餬口的極低薪工作。這20萬人之中部分或許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符合領取綜援的資格,但亦必定有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既符合資格又明知領取綜援的金額比自己那份極低薪工作的薪金還要高,但為了一己的尊嚴,拉緊褲頭,咬覑牙關的工作。一份根本不足餬口的工作,因為一群被主流社會認為是「依賴」社會的人而「增值」,變成一份有尊嚴的工作。香港主流社會的「福利恐懼症」不但污衊領取綜援的人,而且讓20萬人陷於一份根本不足餬口的極低薪工作。

杯弓蛇影

綜援或社會福利首先是關乎社會公義的問題,勞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更指出實施社會福利符合社會上每個人的利益,任何人在理性思考的情�G下必定贊同實施社會福利。「獨立」和「依賴」的問題即使不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虛假問題,也不過是杯弓蛇影的情�G下產生的疑問。

文 馬國明

+ + +

現今的經濟理論有一個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不會告訴我們,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解是什麼。它像一個宗教,而我們有的卻是說明那個自由市場或者中央控制的市場不可能流暢優美地運作的數學模型……

於是人們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各有的各的理據。從什麼人低薪是應該/不應該的,到什麼人有權得到政府的支援,各有各對「公平」的準則的演譯,但是大家永遠都缺乏確實的理據。